对于乱搭建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深圳有关部门尽管进行过抽样调查和测算，但显然并非十分清楚。在3月17日梳理行动开始之前，有关部门估计深圳违法乱搭建约有1000万平米，到4月1日深圳市城管办主任吴子俊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个数字已被修订为1344.3万平米。5月10日当地媒体报道“共拆除各类乱搭建和违法建筑1300多万平方米，占最新调查实际乱搭建和违法建筑2000万平方米的64.8％”。到7月9日通报说已累计拆除3218.3万平米，尚余232.6万平米，看来当时总量的数字已修订为3550万平米左右。

　　这是一场越打发现“对手”越多的战役。

　　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2004年6月初，一篇网络文章《铜像照耀下的深圳》引起了深圳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据说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的领导人全都认真地看过这篇文章。

　　如果说该网文仅是一些情绪化的攻击的话，那么国内一些学者对梳理行动的质疑与批评似乎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有北京学者曾质疑深圳市政府驱赶数以百万计的进城农民，有悖于中央新政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精神。

　　也许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敏感的批评者发现了问题。深圳市城管局的负责人在4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为了表明梳理行动的规模，用了这样一句话：“按最保守的每10平米居住1人计算，（这次梳理行动）所涉及到的流动人口也在百万以上，（所以）实际上是在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深圳市城管办总结说有五种人住在3600万平米违建里面：乞讨者、拾荒者、养殖者、菜农、地下加工厂从业人员。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外来农民。那些无论是处于深圳闹市区角落里的，或者是建在郊区关外山沟里的铁皮房、棚户区，就是一直不被城市管理体系认同的“城市贫民村”。

　　面对指责的深圳政府官员也许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正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郭万达博士指出的，无论从法理基础还是民意基础上，深圳的梳理行动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梳理行动的民意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本报调查表明，几乎90％的深圳市民赞扬和支持政府的梳理行动。大部分市民认为深圳政府这一仗干得相当漂亮。事实上，如果没有市民的广泛支持，梳理行动也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所向披靡，将深圳积累了数十年的乱搭建粉碎于一旦。

　　法理基础问题似乎也不大。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早于1999年深圳市人大就对违建问题进行过地方立法，授权并要求市政府加大工作力度打击违建；在此基础上，2003年市人大对政府进行“净畅宁工程”再一次进行授权确认，2004年3月人大会议上更将之提升到“深圳的战略任务”的高度，而“梳理行动”事实上是“净畅宁工程”的组成部分。就在梳理行动正在进行的6月份，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破例专门以《决定》的方式对市政府的梳理行动表现赞赏与支持，政协以专题议政会的方式予以肯定。

　　至于梳理行动是否存在“运动”的嫌疑？一位本地学者说，“如果我们取务实态度的话，这一点上似乎也不应对深圳市政府过多苛责。”

　　“随便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知道拆除这么大规模的违建难度有多大。因为3500万平米的非法建筑，实际上全都是利益，绝对数额庞大的利益。关外或城中村的乱搭建，住户是外来农民，而背后其实是收租的本地农民，特区内的乱搭建也有相当数量来自于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

　　而梳理行动是对这部分非法利益的直接剥夺，其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由于将梳理行动上升到了城市治理的高度，各级政府部门和本地农民（乱搭建的背后利益主体）已没有了与梳理行动对抗的决心和信心。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少市民称赞本届政府是“强硬、敢负责任、不怕掉乌纱的政府”，而李鸿忠据说也获得了“硬汉市长”的称号。事实上，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更是梳理行动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和过硬的法理基础，“硬汉市长”所承受的城市管理风险仍是难以想像的，毕竟深圳碰上的是时下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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