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市和进城农民的生存权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到去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68亿，城市人口已达5.237亿，占总人口的40.5％，在目前的5亿多城市人口中，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

　　研究城市化问题的学者们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将是这个地球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中国城市化的终极目标，是最终中国农村只留下1亿人口，其他全都要转入城市中去。专家们认为，未来20－3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至少还要有5－6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以年计，每年达2000万－3000万。

　　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急速的城市化运动中，深圳是当之无愧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在设立特区之前，老宝安县只有不足60万人口，1995年深圳人口超过300万，不到十年后的今天，深圳的人口已暴增到1000万。纽约从1872年到1972年人口增长到1300万，用了100年时间。在10多年的时间里，深圳至少为国家解决了400万－500万农民进城的问题。

　　客观地说，深圳可能是对农民进城最为宽容的城市。除了会计等岗位需要有深圳市户口担保外，深圳几乎没有任何对农民或外地人的歧视性规定。深圳一位领导人说，对于农民进城，深圳基本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绝大多数农民工在深圳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保障的意义，享受到了水平可能还不很高、但有保障的社会化的大病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但是面对人口、土地、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的巨大压力，深圳城市资源的承受力是否已达到了极限？深圳开展的梳理行动是否有排斥外来农民之嫌？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学者型官员，坚决地否认“政府有歧视农民”的想法。“那不是观察深圳梳理行动的正确的角度。”他说，“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执法行为。无论是中国的城市管理也好，还是农民进城运动也好，它们都必须有一个前提：依法。”

　　他认为，要从创造规范、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化过程来看待深圳“净畅宁工程”以及“梳理行动”对中国城市管理者的启迪意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原则下，中国一些城市越来越显示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倾向，市长们到底应该是首要抓经济，还是应该首要抓城市管理？深圳新一届政府认为应该是后者。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要成为政府职能最突出的标志；经济增长则应主要取决于在市场环境下企业主体的行为。这正是2003年以来深圳新一届政府声势浩大地展开“净畅宁工程”和“梳理运动”的用心所在。

　　“农民进城就不应该遵守城市的法规吗？就可以住在违法建筑里面吗？”他反问记者。“农民进城是来当农民的，还是来当市民的？如果是前者，那不叫城市化，而是叫城市的农村化。”

　　北京学者仲大军也认为，“深圳政府有权屏蔽掉一部分低成本进入的低素质人口，它采用拆掉一些影响市容的建筑的方式，使一些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提高了，因而驱逐出这部分人口，这种做法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从地方主义角度来讲，如果地方有自治权，它都会通过民意，来采取一些筛选政策。”深圳的一位官员则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以人口自由流动来否定城市的法治，以农民进城来否定城市政府的城市管理责任，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有害于国家，也有害于农民。

　　深圳进城农民的生存权，与城市管理的法治之间，到底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城市贫民村：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它

　　抛开建筑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大大小小分布于深圳关内外各处的数百个外来流民聚居区，其中大部分具备了“城市贫民村”的特征。

　　身为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的郭万达，可能是最早用“贫民村”的视角来看待深圳梳理行动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郭介绍了国外对slum和squatter两类贫民村的不同态度。

　　“slum和squatter是两个有联系但并非同一的概念。国内有人把前者译作‘贫民窟’，而把后者译作‘棚户区’，更多的人是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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