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中青班异地学习体会（汇报发言） 2007年5月15日至22日，我们中青班第二小组和全班同学一道，在班主任伍晓华、跟班老师吴厚庆率领下，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课题赴沪、苏、浙三省市进行了异地教学、社会调研。现受本组委托，汇报一下我们此次教学与考察的收获和体会。不外乎四个“新”：新印象、新方略、新风格、新启示。 一、新印象 对于上海、华西、宁波，我们多数同学并不陌生，算是旧地重游。但时隔几年，看到了新气象，留下了新印象。有一点湖南才几天，华东已多年的感觉。发展之迅速，变化之缭乱，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浦东，几年前还主要是逛逛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现在陆家嘴地区已经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中，“陆家嘴金融城”呼之欲出，未来将担负起类似伦敦金融城的功能定位。浦东每平方公里贡献gdp两亿元，常住人口人平贡献gdp一万美元。宝钢集团年产钢2000万吨\人均产钢1000吨（湖南的华菱集团年产1000万吨钢）。 华西村，原来主要是一个村两千人口，现在跑马圈地、招兵买车，扩充为16个村3万村民，产值、利润、财政收入、集体财产都以几何级数快速增长。金塔变成了塔群，村史展览变成了大规模的陈列馆，别墅群此起彼伏，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天堂”看不见。农民心目中传统的共产主义生活理想可以说已经提前在华西小地上实现。按照华西村的说法就是走上了“中康”之路。 宁波市，在十几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异军突起，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城镇居民人平收入近两万元，进入全国最发达地区前列，令人称赞，令人惊叹，令人钦佩。宁波的余姚、慈溪、奉化、象山、宁海等5个市县全部进入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湖南只有长沙县入百），而鄞州区则在百强县中排名第12位，宁波市第一位，地方财政收入达到60个亿。 二、新方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像胡耀邦当年说的那样“一年一个新道道”。我们发现，上海浦东，江苏华西，浙江宁波，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有新章法，有新方略，提供了新范式、新思路。 上海浦东开放开发的成功经验，确实令人刮目相看，我们深感有可学之处，有难学之点，有不学之事。他们的先进理念、灵活机制、超前规划、发展模式、法制规范，都向全国提供了新范式，特别是他的国企兴区，走在沿海发达地区前沿。浦东以建设国际一流城区为目标，以打造国际化科技创新高地和跨越式发展高端科技产业为抓手，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以体制优势实现创新优势，以环境优化激发创新活力，积极推进科技、经济、政治三大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突破瓶颈，形成科技推动经济、经济发展支撑创新的体系，走出浦东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宁波的六大提升落脚到提升生活品质上，并抓住细胞（民营经济），抓住精神（文化大市），抓住基础（社会保障），说明宁波人头脑很清醒，方法很独特，有板有眼，有章有法，高人一筹，赢人先机。宁波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第4名（前10名是深圳、青岛、杭州、宁波、上海、无锡、烟台、苏州、东莞、大连。北京由第4名下降到14名。评价指数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12项。顺便讲一下，长沙名列34位，排在常州之后、嘉兴之前）。宁波党政领导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以解难创优为载体，按照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理念，不断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他们的四解难、四创优（努力解决就业难、住房难、就医难、出行难，着力优化就学环境、人居环境、服务环境、人文环境），政府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要求做一件成一件，办一件让群众利益一件、满意一件，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响应。晚上，我们在盆景公园散步，看到居民放飞一只只翩翩起舞、在夜空中繁星点点、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可以感受到宁波人民生活的安然与惬意。 三、新风格 过去，我们感觉上海人精明但小气，细致但拘谨，视别人为乡下人而拒人以千里之外。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不大一样，大不一样。上海人看世界，看中国，看上海，看浦东，都有世界眼光，很大气，很宽广，开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比如，他们不把浦东当作一个开发区，而看成国家战略；他们对城市规划、功能定位、城市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5个高起点，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自信和豪气，不做世界工厂，要做总部经济、四个中心的雄心壮志，都体现了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昂风格、大家风范。 宁波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从六大联动到六大提升，十次党代会到十一次党代表，并没有推倒重来，改弦更张，另搞一套，而是在前面基础上修改、完善，进一步提升原来的发展战略，这就是执政者成熟的表现，是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这种风格，令人景仰、钦佩。说明宁波人能够后浪超前，审时度势，合作共赢，行政风格不同于一般地方的领导者。 宁波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称呼和对待，也反映了很好的风格。由打工仔到民工、农民工，到现在的新宁波人，体现了宁波这座现代化城市既与时俱进又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和发展风格。他们说，要让新宁波人在宁波找到家的感觉，而不是画地为牢、人为地区别城市人与农民工的不同身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进步与民主的落实。我在给省委宣传部的一篇意见中提出，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热炒“农民工”问题，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比起漠不关心“农民工”的人与事来，是件好事，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如果能够早一点落实国民待遇，在法律、政策和情理的规范下，正常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农民工”新闻也可能不会成为新闻了。简单地说，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就是取消“农民工”的概念，让“农民工”进城就是居民、进厂就是工人、经商就是老板，中国就不再会有所谓的“农民工”问题。我觉得宁波人在处理“农民工”问题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相形见绌，华西村的风格到现在还不够大气。他们为周围的农村与农民做了许多的好事，出了很多钱，但最大的问题是施舍，是充当救世主，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兄弟姐妹。他们以自己的强势、实力收编杂牌军，低价控制别人的人力、地盘和资源，把别的村子纳入华西式的发展模式之中，但是分为三六九等，尽管是做好事，但是发展中存在严重的隐忧，侠气、豪气与霸气、骄气、阔气并存，而对自己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一肥遮百丑，仍然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片歌舞升平、老子天下第一，甚至不经过任命批准，就把五个伟人往自家的公园里坐起，天安门前请了两位尊神保佑，说明从文化层次、发展风格上讲，华西还处在初级阶段、低级水平。特别是一个党委几十个副书记、常委，老书记的三子一女和女婿甚至孙子辈，都进入其中，这不是共产党的搞法，而是封建主义的陋习。也只有华西村这天下第一村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这样滑稽的天下第一党委。 四、新启示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异地教学与考察，可以说是读了书——毛泽东所说的无字书，行了路——毛泽东所走的游学之路，虽然我们坐的是飞机，算是现代化的游学。因此，肯定有新的启示。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策划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提升、提质、提效。要学习浦东那样的高起点、超水准、新境界、新思路。明显地感到，坐在湖南家里自说自话，可以吹吹牛皮，但是走出去一比较，牛皮不好再吹，因为差距很大。仅就区域经济发展的策划水平而言，湖南可能还是中学水平，多年来我们拘泥于一点一线、长株潭、几加几，而没有拿出新的行之有效的高水准的发展战略，说明上海、湖南还不在一个执政档次上。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实、做成。在省委先教办工作时，陪同省委政府领导去厅局、国企调研，杨（正午）书记、周（伯华）省长都感叹，最大遗憾是没有支柱产业。我们可以一口气拉郎配十几个大型国企集团，但是是马是骡子不敢拉出来遛一遛，与别人真集团比一比，赛一赛。宁波人讲经济发展，第一靠机遇，第二靠政策，第三靠北仑港。我们认为宁波第一靠北仑港，第二靠北仑港，第三还是靠北仑港。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北仑港，宁波不能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和副省级城市，所谓的机遇、政策从哪里来？不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北仑港也好，宁波舟山港也好，永远是宁波经济的命脉，是宁波的生命线、活力线。邓小平就讲过：宁波有两大优势：宁波港、宁波帮。其实，没有宁波港，宁波帮也难以再有气候。宁波港货物吞量位居大陆第一，世界第五，是一个多么支柱的支柱产业。最近国务院批准：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说明港口经济真正成为宁波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湖南经济发展不快的症结所在，因为湖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过去，湖南抓住了水利这条农业的命脉，使计划经济时代的湖南农业生产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抓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命脉，所以我们想跻身十强，却退到十三。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动力要进一步用上、用好、用长、用足。要建设人才湘军、壮大人才湘军、发挥人才湘军的作用。上海、华西、宁波的经验中，人才战略和人才作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威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13次院士大会上特别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纵观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往往能够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乃至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兴起，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湖南省是人才大省，素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但人才“东南飞”、“出湘成才”、“西游记”、“当归不归”的情况仍然普遍发生。我们着力建设“三个强省”，经济、文化、教育强省，都离不开创新型人才的骨干引领作用。但是，我们还没有培育出适应和引领市场经济发展和开发开放开拓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文化精神，或者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超女现象，让湖南自豪一阵子是可以的，但是由此形成超女心态，是万万要不得的。 我们多次到上海参观考察，发现一个现象。在市委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人才，大概以八年抗战为一个时段，基本上都发展了，出国的出国，高升的高升，有的到外企，有的下基层，都找到了用武之地。上世纪90年代有一句北京公交车笑话“让上海的同志先上”，大批上海人才到北京，进中央，掌部门，充智囊，这为上海的超常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气候、软环境。但是，湖南的人才，和用人才的单位，都希望人才为我所管，不重视人才为我所用。毛泽东当年就说过：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我们现在却热衷于把人才养起来，评十佳，二十优，百千万人才，但是不善于用人才，不善于用人才之所长，不善于用人才之所能。像袁隆平团队、黄伯云团队这样的人才和发挥出作用的人才，真好像凤毛麟角。须知，千里马关久了，也许就成了一匹10元钱就可以一骑的休闲马。现在都讲营造发展和人才的“洼地”效应。湖南的“洼地”是有，但经济和人才在“洼地”集聚了却不能发射出应有的功能。特别是，湖南在用人问题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缺乏科学合理的机制。造成的结果是，湖南的人才干事不比别人少，功劳、苦劳、疲劳都不少，但心情不愉快、精神不振奋、生活质量不高、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既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才的发展。 以上发言，由于没有来得及征求组里同学的意见，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包涵，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