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根本区别的存在，决定了两种理论在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的重要差别。在产权的起源、产权的作用、产权的具体结构、产权的演变规律、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效率比较等一系列问题上，两种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五、西方产权经济学范式的重大缺陷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明，在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经济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体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不妨在前面比较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以构成产权经济学范式的硬核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为例，对此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个人主义的方法

　　如前所述，产权经济学对于产权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至少就现象上看是有合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现象，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成本、利润、利息、地租等关系和范畴的分析也都是以经济理性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假设，就不会有经济学，甚至也不会有社会科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是以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不同社会规定性为基础的。这与那种把理性的抽象的个人当做历史和社会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出整体的制度结构，从而把资本主义自发秩序的观点推广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主义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他的理论流派不仅从经济学方面，而且从哲学上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它把个体与社会等同起来，把社会当做个体的简单加总，从而无法对社会有机体做出科学的解释。

　　事实上，虽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等于众多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阶级、国家和文化对单个的人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力量。个体的属性与社会的属性，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的行为，个体的功能与社会的功能，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个体的意识与社会的意识，都是有性质区别的。一句话，个人与社会是既相互联系又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在自发的社会秩序下，社会甚至异化成为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无法解释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的这种根本差异，无法实现社会与个人的整合。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制度的确定是由理性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决定的，产权决定经济绩效，但是，正如诺思认识到的那样，一方面，由于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最终要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偏好和效用函数，因而，制度结构是由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实际上就承认了产权制度的变迁是社会制度整体结构的产物。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固守着个人主义的范式，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产权决定的整体意义，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最后陷入了产权决定经济绩效、国家规定和保护产权、因而国家最终对经济绩效负责的悖论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

　　当然，承认产权决定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马克思就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是，问题在于，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和心理偏好。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此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不是先有了某种个人的偏好，然后根据这种偏好进行自由契约，再由此决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反，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过程看，是生产力包括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而决定这种占有的法律表现即产权形式，并最终决定着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的空间。就单个的主体看，他的行为也许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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