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约主义的方法从抽象的个人出发，必然会把产权关系理解为个人之间的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产权结构的任何变迁，如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等，都可以根据自由契约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建立在血缘、宗法或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的，个人并没有从对自然和社会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获得个人契约的自由。因此，用契约关系来说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的变迁，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客观的。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下，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赤裸裸的阶级统治被法律上的自由契约和等价交换所掩盖，因此，就市场秩序来说，契约主义的方法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它的合理之处，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和制度现象。但是，这种合理性只是在现象形态上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如果把这种契约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当做解释所有经济现象的惟一逻辑，那就难免会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本质特征不在劳动与资本的自由交易，而在于资本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这个中介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无偿获得剩余，但产权经济学却把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做价值判断的基础。产权经济学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它运用契约主义的方法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给予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或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合乎理性的，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可见这种理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

　　劳动与资本的真实关系只能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才能揭示出来。契约关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并归根结底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手工制造业和机器大工业；在前两个阶段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阶段，劳动者凭借他们的手工技术还有可能独立谋生；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日益简单化片面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新月异，离开资本，劳动再也不能单独存在下去了，这样，工人对资本的依附便由形式上的转变为事实上的。又如，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益明显，管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但是，按照契约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所有这些变化都只不过是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时代，是劳动力稀缺，劳动的价格昂贵；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是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是人力资本价格上升，物质资本价格下降。显然，这种解释是极其表面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运用个人主义的契约理论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的偏好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目标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为此，首先必须假定经济主体的偏好是已知和稳定的，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计算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而确定各经济主体的契约的集合。例如，如果我们把企业当做一个由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建立的一个契约结构，就必须首先把握这些所有者所具有的成本收益函数；把国家当做一个由多种利益集团建立的契约组织，就必须首先把握各个利益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偏好。但这些不同经济主体和组织所具有的特殊的成本收益函数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特定制度的产物，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效用函数的利息、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范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由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具体经济含义。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看，经济主体偏好不变的假定是不恰当的。个人的效用函数既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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