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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
大陆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值得分析的。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大陆学术界二十年的“后学”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不仅对原著大量翻译介绍,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译著,而且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和内在问题等有深入研究,对西方的后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状态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问题有: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经济法制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大陆学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
同样,港台与海外华人后学研究中的成果与问题,不容忽视。香港后学研究具有学术功力上的整体性,学者们大多能在学术范围内深入检讨后学话语,并触及到香港自身诸多后现代后殖民的思想问题,诸如:香港后殖民理论与现实境况分析,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的地位与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问题,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机中的神学思考,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总体上看,学者们的著述具有相当的分量,不仅展开同西方学界的对话,也展开同大陆学界的对话,并深切关注香港本地发展和文化负面效应的批评。当然,尽管有些学者的论述尚存在残留的冷战意识和悲观情调,但通过学术争鸣,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会在现实实践中逐渐获得解答。
台湾后学研究大抵局限于书斋话语,对福科、拉康、德里达等解构思想的学术圈研究较多,对社会现实文化形态影响较小。但是台湾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仍颇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诸如:女性主义与殖民记忆问题,后现代性别与文化差异研究,殖民话语与电影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后殖民语境中的政治学问题,后现代思维与神学和史学思想,民族经验和历史记忆对当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海外话语相当复杂,主要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归属,不同的话语体制建构,不同的文本政治解读角度,致使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具有斑斓的色彩:注重现代性反思与文化中国问题,强调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地图重绘,关注文化工业与后殖民问题中侨居者身份与后殖民话语,考察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思想处境和新走向,倡导多元社会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边缘的文化批判,坚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国文化,并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问题加以反省。
总之,中国后学研究范围广,涉及问题多,话语领域宽泛,从而能够在第三世界理论与东方主义,传统文化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命运,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批判,西学东渐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课题上,有不俗的建构,并成为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中国后学研究研究中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研究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表征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共识性破裂。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仅西方学界看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中国学界同样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判若霄壤。这种尖锐对立的看法,表明“后现代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着对抗、接受、过滤、变形、汰变、退隐等问题。而后现代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中国后现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质,又具有当代中国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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