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１.张岱年指出:“冯芝生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 而有实质上的系统, 实为不刊之至论。”“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 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 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 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 然也无碍于其为信史。”（《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自序”, 第18页）

　　2.贺麟: 《当代中国哲学》, 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 第27页。

　　3.在谢无量看来, “哲学史”作为一门学问也是古已有之:“至于哲学史之作, 则在述自来哲学变迁之大势, 因其世以论其人, 掇学说之要删, 考思想之同异, 以史传之体裁, 兼流略之义旨。溯厥前例, 远自孔门, 如《论语 × 尧舜》章述尧、舜、禹执中之传, 而《系辞》载伏羲至尧、舜之取于易道者, 宜是哲学史之滥觞也。若夫庄子之《天下篇》, 荀卿之《非十二子》, 司马谈之《论六家》, 淮南子之《要略》, 刘向之《别录》, 班固之《艺文志》, 虽辞有详略, 而谊贵通方, 皆折群言以居要, 综百氏以辨类。于是又有列史之‘儒林传', 创自马迁, 而后世承之。惟《宋史》别出《道学传》。盖‘儒林传'本以识经术之传授, 其后义例稍广, 所取或杂, 故宋世理学大兴, 遂创为‘道学传'以居纯理之儒也。至记述一学派之源流而为书者, 莫精于朱晦庵之《伊洛渊源录》。统一代之学派而为书者, 莫详于黄宗羲之《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此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中国哲学史》, 中华书局1916年版, 第2页）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第1页。

　　5.牟宗三对于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作“审查报告”颇不以为然, 他说: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 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 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 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 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 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 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 他是我国第一位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 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 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 或者依个人的意见, 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 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 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 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 于述及别的思想, 如陆、王, 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 而且时露贬辞。”（《中国哲学的特质》,  ;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第2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1页。

　　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2页。

　　8.同上书, “自序”, 第17－18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第13页。

　　10.同上书, 第14页。

　　11.同上书, 第8页。

　　12.冯友兰说:“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如柏拉图, 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中底‘有’之观念。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念。道体之观念, 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大全之观念, 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新原道》,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55页）

　　13.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3页。

　　1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247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 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第3页。

　　16.同上书, 第7页。

　　17.牟宗三激烈的抨击“中国哲学”研究中逻辑与知识论的取向, 例如他批评胡适等人说:“五四前后, 讲中国思想的, 看中了墨子, 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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