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有「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年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儿。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实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增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18）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会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19）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 ，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立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於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20）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21）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屿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进「党化司法」。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辞的宣布：「权源要必操之於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22）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的堆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3）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裂评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24）体制，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於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对袁世凯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门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运动起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5）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他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其对《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会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是,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26）方得进行迁举，这也是於法无掳，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础。下视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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