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的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於新文化运动。

　　政治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

　　说明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后，仍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在二十年代，政治激进主义会成为群众性思潮？国民党内有激进的传统，但自发动「二次革命」后，不少国民目之为「过激」和不切实际,支持者不多。在党内，孙中山虽然仍是威望最高的领袖，但水赞成其主张者大有人在。辛亥革命的三次大门争（反袁、护法、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和分裂，国民党已寅变为实力不强，影响不大的政治组织。但是，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党扭转了被动局面，吸引了不少年青人，成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性思潮，并取了基本统一全国的实绩。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和其他影响大小了一的人物也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为什麽会形成这样的历史现象？原因非常复杂，有待反复研究。窃以为以下几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变迁。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精英思考和办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学西方。甲午战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什么和如何学逐渐成了精英们关注的中心。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面料资本主义世界的缺陷。梁启超要与共和「长别」；孙文则权想「三民主主」，冀图「 毕其功於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的幻觉尚未完全消褪，光怪陆离的现实又带来新的困惑和激愤。他们纷纷探求在人间营造理想世界的新路。直至1919年底，陈独秀执笔写成的《新青年》「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响往「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 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虚无缥渺的天国；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经关系。」（27）

　　多年来，中国不少社会精英都把学习西方视为救国的主要途径。但西方列强厮杀的惨剧和战后的破改景象，给这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不少人希望寻找新的文明。「劳工种圣」，以互助取代竞争等观念风行一时；特别是与主流文化迥异的另一西方学记――社会主义，成了广受观迎的新思潮。当时不但陈徇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梁启起为首的研究系也大讲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宣称第二种文明（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全世界将「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建立「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28）此外，还有不少刊物与小围体表现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倾向。

　　第二，平等的诉求压倒了自由、民主。

　　作为上述趋向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也在悄悄地变化。

　　最初揭示的是「科学与人权」。后者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与法治。「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29）「共和国之本质，妈基於小已之言论自由」，「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谬，即人民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历禁。」为此，必须「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30）

　　三年多后，在1919年1月发表的《本志（《新青年》）罚案之答辩书》上，陈独秀开始用民主与科学取代人权与科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维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孙教，礼法，贞节，旧偷理，旧政治……」。他说的旧政治，指的是「特权人治」。（31）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民主，内涵比较宽泛，实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思想纲念和特权，均在反对之列。

　　这个口号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在同中世纪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军阀、政客门争中，「民主」的号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民主有多种全释，在二十世纪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内涵有广泛的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接受和拒绝了甚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这些领袖思想取向的差异日趋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流派，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大发展的重要领袖。但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已与西方主流文化有颇大的差异。

　　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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