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33）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钱，这个威协没有赫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34）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35）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进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配的功勋。不遇，此类行动是社会予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遇於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只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不幸，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逐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御实际政治门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公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遇高，不适当地眨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反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越走越远。一年后，他断言：「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36）「民主主度是甚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全来欺编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持错。」（37）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终於使他转向拒绝民主政治。

　　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很短，也很不系统。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留学生涌进日本，多半读的是「速成」科。以陈独秀来说两次赴日留学。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时间不长，且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活动。（38）风去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没有系统研究过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他有过非比寻常的出色贡献。但在纷至沓来的世界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潮袭击下，无力解决界性的难题，於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旋涡。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个理论误区，是对民主与自由、平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民主必须以自由（言论、信仰、集会、结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为条件；也必须以一些领域的平等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张力。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要求绝对的平等，必然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何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至今仍在不断探讨的问题，问题在於1919年9月，陈独秀走出牢房后，平等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出现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视的内涵。在这一个的十二月，他直载了当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与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於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9）民主主义在他笔下，已经等同於社会主义。更危险的这一平等的诉求已演变成，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平等」和自由，应该以民主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这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激愤，而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它与国民党结合，成了彻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据。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季陆提出议案，建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以便保护少数，完善民主制度，维护者在发言中说：「选举本为和平运动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议席上有发言权，即须竞争选举，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比例制有害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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