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还表明，化解激进，稳定社会秩序，最根本的保证是寻求建立适当的制度。

　　国民政府统治下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连中间派也没有言论自由，新文化连动赖於生存的制度消失了。

　　激进思想所以危验，在於它与党军结合在一起。从民国成立之日起，派系有军队；私人有军队；就是没有以捍卫自由、民主和宪政为职志，而在政治门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军队。这个制度缺陷，因「以俄为师」编练「党军」而登峰造极。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国会和共和政府已经被扭曲，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已被阴塞，硕果仅存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失支屏障的孤堡，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验。国民政府成立，干脆「以党治国」，推行「党化教育」连北洋军阀不敢公然抛弃的国会，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乌有。

　　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等民间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学生和其他知识阶会的各种自由结社如雨后春笋，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围体，这些组织既是民主自由的基础，又是维护社会委定的减震器。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实际上取消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集会结社自由。

　　专制统台导至激烈的反抗。加上军阀之间的矛盾，农民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后的反抗，整个中国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战乳频仍的状态。

　　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更不能把战乱归罪於知识阶会和新文化运动。应该追问的是：为甚么化解激进的机制在中国被推毁？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找到相应的封策。

　　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思想变革。如果说要「超越五四」，也庆该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 的智慧，完成新文化运动清理中世纪意识形态，确立现代观念，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重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冀图从有待清理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注释：

　　（1）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2）唐绍仪等：《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第377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3）蔡元培：《封於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4）朱谦之：《革命哲学》第217页，泰东书局1921年上海。

　　（5）朱谦之：《通讯代序（致李石岑》，《周易哲学》学术研究会业书部出版，1923年上海。

　　（6）凌霜：《本志宣言》，《进化》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

　　（7）《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国风日报》副刊。

　　（8）《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国风日报》副刊。

　　（9）蒋梦麟：《西潮》第114、115－1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孙文：《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9－210页，中华书局北京。

　　（11）《社告》，《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12）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第一卷第四号。

　　（1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同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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