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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六位文艺复兴作家的个人化研究,揭示了这些作家在表达观念、感情以及自身欲求时所涉及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自我的塑造过程及其表达方式,并剖析了“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里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英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乔纳森。多利莫尔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强调莎士比亚的研究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究,他想通过剧作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参与意识,[30]并呼吁学者结合历史背景、作品分析与政治参与去解释文化文本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指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者之所以转向历史,不是为了寻找他们所研究的那种文学材料,而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31]对典范的文化(或文学)文本得以最初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重新思考,对特定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使得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记载中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和偶然事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使得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策略表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也使得新历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经济活动对文化表现形式是否具有支配性这一重要问题,从而部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四、余论
本文仅就生产视角、阶级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简单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回归和复兴。实际上马克思对形式的探讨和对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与文化特征的分析等,都对当代的文化研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指社会主义)中所能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32]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这种回归中,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和洞见还并未被文化研究者所进一步深刻认识和领悟,回归中也伴随背离和变异,如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新历史主义对经济支配原则的回避、女权主义以性革命取代社会变革的偏颇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注重对话语、新技术和新文化形式的分析而忽视从社会经济系统来理解当代各种文化思潮等等。这种背离和变异所产生的现实语境及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注释:[1]、[2]、[3]: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第3页,第22页。
[4]、[5]:参见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5页。
[6][7]:参见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引自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8]、[9]:参见霍尔《编码,解码》一文,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第347页。
[10]: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11]、[1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代科学》,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第148页。
[13]:指从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到对新闻或特殊系列纪录片或电视肥皂剧制作的细致的经验性审视的一系列著作。参见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4]、[15]:参见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第28页。
[16]、[17]、[18]:特里。伊格尔顿著《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29页,第31页
[19]: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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