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 真理只有一个" ；二、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三、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

    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柏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 强权即真理" ，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把马基雅维里视为突破西方一元论传统的第一人。马基雅维里深刻地看出，古罗马人的道德观与基督教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因此他的祖国意大利要想" 复兴" 古罗马的光荣就必须拒斥基督教，如果接受基督教就不可能复兴罗马共和传统。但柏林指出，马基雅维里尽管希望复兴罗马共和，但他并不就此谴责基督教，因为他觉得要衡量古罗马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孰高孰低需要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不可能找到的，如果按上帝即基督教的标准，那当然罗马应该下地狱，但如果让罗马公民大会来裁决，则基督教应该见鬼去，这根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

    因此一切问题只在于意大利人自己的" 选择" ，马基雅维里只是指出不同的" 选择" 会有不同的结果。

    马基雅维里对" 道德和宗教" 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这种看法，在维柯的《新科学》中发展为关于" 文明"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全面系统论述。维柯以" 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为理论出发点，强调不同的" 文明" 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民" 自己创造" 的，而不是一个上帝设计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性，更不可能找到什么" 统一标准" 来裁定哪个文明高级或低级，就像古希腊悲剧与但丁《神曲》无所谓孰高孰低，而只表明不同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

    赫尔德则进一步提出了不同" 民族文化"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民族文化都有" 它自己的重心" （its 　own 　centre　of　gravity ）。赫尔德的最重要见解是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固然有很多共性，但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 自家独有而别人没有" 的文化创造。柏林指出，赫尔德的民族文化论极大地激发了德国一代文化人奋起创造" 自家独有" 的德国文化，使德国从原先欧洲最落后的" 文化沙漠" 一跃而执欧洲文化的牛耳。赫尔德这种" 心智健全的民族主义" （a sane　nationalism ）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所在。

    但柏林遗憾地指出，维柯和赫尔德等在十八世纪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阐发，却在十九世纪以后被西方最新形式的价值文化一元论所取代。这种最新形式的一元论就是所谓" 历史发展阶段论" ，亦即把所有的差异都归结为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被以" 历史的统一性" 为名再度纳入了一种更为粗暴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因此黑格尔宣称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从" 初级阶段" 的中国文明到最高阶段的欧洲文明的" 历史发展" ，马克思更提出所有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柏林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以致西方社会科学的鼻祖孔德有这样的名言：既然我们在数学上不允许两个正确答案，为什么在道德政治上就应该允许？

    柏林在去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曾被问及，冷战结束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性通俗文化是否最终将导致一个" 人类普世文化" （a 　universal 　 world　culture），他极为挖苦地回答说，人类普世文化就是" 文化死亡" ，我高兴的是我马上要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

    柏林的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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