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多元论常被称为" 具有悲剧意味的自由主义" ，因为它突出的是人类永远面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的悲剧境地，强调" 所失" 就是" 所失" ，不可能由其它" 更大所得" 来补偿，因此强烈反对动辄以历史必然为名来要求某些人群作出牺牲。

    就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而言，晚近二十年来的所有主要辩论几乎无一不与多元论问题有关。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九七一）一方面被公认为二战后政治道德哲学的里程碑，但另一方面，对《正义论》的所有主要批评实际都可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即罗尔斯所构想的这种普遍主义的" 正义" 原则是否能与彻底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相容？罗尔斯本人在其呕心沥血的近作《政治的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 －alism ，1993）中也坦承，《正义论》的基本阙失就在于未能充分体认多元论的真正深刻性，尤其是柏林强调的多元论的关键在于不可通约性和不可兼容性，在罗尔斯今日看来实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罗尔斯新著因此将今日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表述如下：当一个社会的公民们各自秉持" 同样有理但互不相容" （reasonable　yet 　incompatible）的宗教、哲学、道德学说时，如何可能使他们全都接受一个共同的" 政治的正义观念" ？

    从这一中心问题出发，则以往《正义论》的问题在罗尔斯自己看来就在于，该书对正义问题及其制度安排的讨论实际预设了一整套道德理念（《正义论》第三部分），这自然立即引出一个严重问题，即接受其正义原则意味着接受这套道德理念，反过来，也只有接受这套道德理念的公民才会接受其正义观。这实际是预设正义社会的公民们都接受共同的道德理念。可一旦正视一个社会不但有多元的道德文化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不可通约不相兼容，则这种实际预设了某种道德一元论的正义论立即陷入困境，用罗尔斯自己的话说，正义论成了" 不现实的理念".

    罗尔斯新著《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使正义论摆脱这种困境，使正义观念成为一个严格限定的" 政治" 观念，不依凭于任何道德哲学宗教文化，同时又能使" 互不相容但各有道理的" 道德哲学宗教文化都能一致支持这个" 政治的正义观" ，并由此而形成所谓" 交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

    罗尔斯的新努力无疑值得高度重视，其得失决非这篇短文可以评论。但其困难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罗尔斯强调的是，自由主义只能是窄义的" 政治的" 自由主义，不是一种道德理念，不是一整套人生哲学，更不是要完成哈贝马斯的什么" 启蒙的未竟计划".罗尔斯的这一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意味着使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彻底分家，在实践上则明确放弃《正义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即正义社会的" 稳定性" 有赖于道德文化的整合（这是《正义论》需要一个道德哲学的根本原因），亦即不需要美国传统所谓的" 熔炉政策".人们显然有理由认为，罗尔斯新著毋宁提出了更多的复杂问题，例如他所谓" 政治" 的界限和范围究竟何在，他所谓" 有道理的" 道德宗教与" 无道理的" （unreasonable）道德宗教的区别标准又何在，以及" 家庭" 这一社会最基本单位是在政治正义的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所有这些要害问题在书中都相当含混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我们在体会罗尔斯的苦心之余，已有必要从更宽阔的历史和理论视野来思考" 后自由主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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