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督教成为欧洲的军事从业人员对亚非那人民发动掠夺性战争、进行压迫性征服的神圣旗帜。

    对于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军事贵族、骑士阶层而言，他们对基督教关于灵魂拯救的理论并不感兴趣。他们是那个时代积极追求现实利益的一群人。只有当他们对非基督教世界发动战争时，才会对基督教特别感兴趣。在基督教的光照下，残暴的掠夺性战争变得神圣了。他们会信奉这种观念：只存在基督这个普遍性的神，他们的敌人因为不信这个神从而在道德上是堕落的。以这个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被称作“圣战”，是完全正义的。比如基督教的十字军圣战者宣称，异教徒只有两个选择：皈依基督教或被消灭。实际上，十字军圣战只是为了缓解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人多地少的窘境，为了十字军们能通过掠夺获得财富和土地。不光是基督教被用来作为“圣战”的旗帜，其他很多宗教也都起过同样的社会功能。比如中世纪时伊斯兰教发起的圣战，其实是为了从所占领的土地上获取租金等封建权益。中世纪土耳其法律就规定：参与圣战是获得优先分配采邑的重要资格。这种把宗教作为战争的神圣外衣的做法甚至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事中，小布什宣布上帝站在美国人一边，将保佑美国人的胜利；而萨达姆则宣称伊拉克人将得到真主的佑护，所以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伊拉克。

    第四，基督教是僧侣们安身立命的职业

    当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充分发展后，就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宗教从业者”，他们具有一种在宗教方面的组织性权威，这就是基督教的僧侣统治集团。传布教义、举行仪式、接受忏悔就是他们的职业，而要维持这个职业的重要性，就必须坚持：基督教这种已被自己官方性垄断和自己作为必要中介的神圣价值，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基督教会力图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对于所有愿意进入教会、接受其体制性权威的人而言，教会代表着一种普遍性、宇宙性的光荣以及伦理的充足性。

    为此，就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必须排除其他宗教，要把自己地盘上的其他宗教或者赶出去，或者就地消除。

    一是人们要想获得拯救、获得赎罪，就必须经过僧侣们的操作。因为不这样得话，僧侣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僧侣阶层始终坚持说：信徒们在宗教上的福祉只有通过牧师举行仪式才能使个人拥有，个人单靠自己是无法拥有的。韦伯说：“僧侣集团高度怀疑个人可以通过沉思、狂欢或禁欲来获得拯救，他们总是认为只有通过仪式，首先是僧侣控制、举行的仪式，个人才能获得拯救。从牧师们的利益的立场看，这是十分自然的。”24这样，僧侣们就把信徒们的精神需要变成了自己现实利益的源泉，并以此对信徒们的生活进行控制。到中世纪末期，新教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出个人拯救与僧侣们无关。

    因为现在基督教的僧侣们有了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基督教已经不像刚发端时那么“纯洁”了。当然，基督教里还是有圣奥古斯丁这样品格高尚之士，后来还有本尼迪克那样自愿苦行的寺院主义者，可是基督教僧侣集团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一个极力追求现实利益的团体。对它以后说的话、办的事，就要做一个分析：哪些是出于单纯的信仰和思想，哪些是出于一己私利。

    第五，基督教成为国王和教会争夺统治权正当性的阵地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成为欧洲人民心中“神圣性”“正当性”的代名词。不管你心里究竟怎么想，只要你想在社会上说话，想获得大家的支持，就必须以基督的名义说话。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政教系统完全合一的状况不同，西欧中世纪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各国国王和教会争权夺利。各国国王异口同声：我们的权利是上帝直接交到我们手上的，所以我们国王的权利才是现世中最高的权利；而教皇和各地主教们则众口一词：我们教会才是上帝在现世中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教会的权利才是现世中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的前半段，罗马教会的势力超过各国国王的势力，教会的理论就占了上风；在中世纪的后半段，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兴起，各国国王的势力就逐步超过了罗马教会的势力，国王们的理论就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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