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1929：文化vs存在截至到1929年，除了每一位都被公认为是原创性的、著名的哲学家之外，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还都被公认为康德专家。卡西尔的权威是不成问题的。作为学生他师从伟大的新康德主义者赫尔曼·科亨（1842－1918）。从1912年到1918年，卡西尔作为总编忙于一个权威的十一卷本康德全集的编纂。他本人还亲自或者与人合编了十一卷中的四卷。在这个庞大的学术工作结束之际，早于达沃斯事件超过十年，在1918年，卡西尔出版了他自己的权威性的知识性的康德传记，名曰《康德的生活与思想》。从海德格尔这方来说，在1929年，稍早于达沃斯事件，他出版了他的独创性的关于康德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在此书中他将康德的理性批判与他自己几年前在《存在与时间》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和存在论的筹划编织在与一起。后来，在他们的辩论之后，卡西尔发表了一篇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著作极具批评的评论。

　　在一个层面上，1929年的达沃斯遭遇是一场学术辩论，使得两种不可调和的康德解释互相争斗。更确切的是，它是一场关于康德《纯粹理性评判》全部体系中的想象与理性之角色全面而不可调和的两种解释的对立的辩论。因为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确实是一本独创性的和异质性的延续或者对在较早前在《存在与时间》里所阐明的“此在分析”的运用之作，因为卡西尔在其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已经阐明了他自己理解康德的思路，达沃斯遭遇，超出了简单是一个康德学术问题－一个文本说明，它同样也是一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全部与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全部之间的碰撞。这就是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两人如何理解他们辩论之所在。或者，更客观地说，这就是那些参加者如何理解那场辩论之所在。

　　很明显，在这场辩论中，卡西尔远较海德格尔关心－先不论他自己哲学观点的特殊论题－使得康德正确。也就是说，做一个尽责和忠实的康德学者。很难怀疑卡西尔的康德－不象海德格尔的康德－忠实于康德自己的文本。但是，这一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取决于他们辩论的深度，映射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对抗的一个基本的维度。它唤起了真理与方法问题，如何阅读或者挪用其他哲学家著作的问题，或者更一般说文化产品问题，直到包括整个西方的精神遗产问题，现在我们还可加上整个世界。一个人如何遭遇他人？一个人如何在保护根深蒂固的差异的同时获得真实的联系？这是一个象哲学一样古老的问题，一个象宗教一样古老的神秘事物：同一性与差异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将他们不同的哲学方法放在一个初步的思路，卡西尔捍卫通过论述发现文化构成的无限、“同一性”或者客观性的可能性，相反，海德格尔捍卫一种坚定的返回“局限”或者所有有意义者的历史境遇的必要性。

　　远非偶然兴趣两个思想家将海德格尔的方法理解为对文本的一种“伤害”，对其与作者意图的关系的一种伤害。对海德格尔而言，这种伤害不但必要而且具有建设性，是一个将一个文本从仅仅主观的前后文关系－包括理论对象的全部领域－返回到与其存在基础的本质联系的知识努力的表示。对卡西尔来说，这个同样的伤害代表了海德格尔存在论为生活和思想提供任何客观标准的巨大失败。在他在达沃斯辩论期间草草记下的私人笔记里，卡西尔明白写道：“海德格尔在此不像一个注释家在说话，而是象一个篡夺者。”于是，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辩论的份量，一场在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冲突视野之间的辩论，被包含和显示在这样两种不同的阅读方法之中，这样两种理解他者的方法之中。

　　康德解释的错综复杂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然而，在每一件事例中，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关于康德解释的精妙之处的争执深深展示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许多世界观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

　　海德格尔阅读康德主要集中在想象。他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就在于想象作为一边是可感觉的存在和另一边是理解和统一理性唯心论的综合之间的真正联系的中心角色，更深远的危险在于一种对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的此在的局限的捍卫。经由对想象的生存论阐释将理性与可感知的生存的领会相联系，于是就可依据此在的情绪和令人着迷的时间性为之定性，随之将情绪化和时间性的此在的“命运”理解成历史性的存在的“被抛”入“天命”，海德格尔同时挑战了对卡西尔－还有大多数康德解释者－而言的康德的全部不同的作为对领会的指导性调节的理性的无限性的启蒙观念的允诺，即使这种领会确实是经由想象而与感知性捆绑在一起。通过自下而上的阅读康德，把康德根植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有限的感知性中，海德格尔争辩说康德的《批评》是一种存在论，而实际上，是一种扎根于此在的有限和历史性存在中的存在论。另一方面，卡西尔自上而下阅读康德，在理性的统一理想中从终点阅读，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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