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伦理的本质是自由，是精神，那么，“伦理性的规定就是个人的实体性或普遍本质。”（35）“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和权力，对主体说来，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相反地，主体的精神证明它们是它所特有的本质。在它的这种本质中主体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并且象在自己的、同自己没有区别的要素中一样地生活着。”（36）人在伦理生活中，或者说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按本质来说是应当如鱼得水。伦理生活中的一切规则，不是为了限制人，而是为了把人的最高使命——精神实现出来。由于伦理生活与个人的使命，也就是与其本质相契合，所以，只有在伦理生活中，“个人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真理性，也只有在伦理中个人才实际上占有他本身的实质和他内在的普遍性。”（37）

　　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生活是一个人完成其使命，成为精神、成为我、成为普遍性的唯一途径。黑格尔是从家庭、市民社会及国家三个方面来论证伦理生活的这种精神内涵的。

　　首先来看家庭。具体来说，家庭“将人的个体生命带向普遍性”这一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婚姻，第二是生育，第三是埋葬。

　　婚姻的根据在于爱。（这里的爱，黑格尔是指一种作为感觉的爱，与他在宗教哲学中把爱与精神等同有所不同。黑格尔有时采取爱与精神等同的作法，而另外的时候，又采取爱是“感觉着的精神”的处理方法。无论怎样，爱是一种差异的统一，这一点是一致的。） “所谓爱，一般来说，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独立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别一个人以及别一个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自我意识”。（38）爱是自然形式的伦理，反过来说，伦理的本质就是爱所表现出来的在他者中认出自己，在自己中容纳他者的一种能力。因此，婚姻中的爱与一般的性需要不同，在婚姻的爱中两者可以相互交托的不仅仅是身体，而是一生的交托，无论是健康、疾病、贫穷还是富有，都不能破坏婚姻。“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从而也就在于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性。”（39）

　　因此，在指向婚姻的爱情之中，本性冲动是次要的，至于伦理的这种精神性（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只是作为感觉的精神）的纽带则被提升。婚姻中的爱因此就是自然环节的精神化的过程，即是对这种欲望的满足，又是对这种欲望的越超。所以，在婚姻这样一个伦理生活的最基本环节中，也反映出了伦理的本质。

　　而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之所以能获得精神价值，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样的两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类的延续，家庭中“包括生活的全部，亦即类及其生命过程的现实”。（40）这时婚姻要面对的不是性欲的满足，而是战胜死亡。在黑格尔看来，死就是人的生命作为有机体被那抽象的普遍性吞灭，使一切差别的统一消失于无差别之中。正是为了抗拒死亡、养育后代，所以要求在婚姻中双方的个体生命的交托比单纯的性交更彻底。家庭是人的生命与死亡的第一种较量，是精神同抽象的同一的对抗。“夫妻之间的爱的关系还不是客观的”，家庭的概念中还必然包括了子女，因为只有“在子女身上这种统一（两个人之间的统一——引者注）本身才成为自为在存在的实存和对象；父母把这种对象即子女作为他们的爱、他们的实体性的定在而加以爱护”，（41）这种爱作为实体性的定在，作为下一代是对死的一种否定，是类生命的延续。家庭的精神价值便借着这种自然的方式得到了表现。

　　家庭精神性的第三种表现是埋葬死人。这是家庭对死的抗拒的又一形式，它再一次表明人类的伦理生活的精神实质。生命虽然可以以类的方式通过后代延续下去，但个体的生命还是难逃一死，但这是人的真理——即精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家庭就对这种个体生命的死进行反抗。家庭成员的义务，就在于把意识的行动这个方面添加到死当中，使个体生命向普遍性的这种转化不是那样直接与被动，“以便使他的这个最后的存在、普遍的存在也不仅只属于自然” 。（42）家庭通过埋葬死人，把死人还给大地，使死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事件，而有了精神的意义。

　　婚姻、生育及埋葬体现了家庭生活的精神价值，但是，在这些行为中自然的因素占很大的比例，爱情的结合并不能完全看成是精神所要求的两个自我意识的结合；在家庭中的成员很可能是没有达到自我意识的个人，而家庭本身也是不要求其成员的自我意识的。至于说表现在生育后代中的对死的反抗，上文已表明这是一种非精神性的行为。只就“抗拒死亡”而言，它与精神有共同的目的，从而预示着精神的到来，是“潜伏着的精神”。（43）而埋葬死人则本身就表现出了对死的无奈。

　　伦理生活要实现其精神本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