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民社会的这两个规定性原则我们发现，从表面看来，表现在家庭中的那种精神的雏形被破坏了，但实际上，市民社会使人与人的联系进一步摆脱了性欲血缘等的自然成份，走向了更进一步的精神的联系。“伦理看来是丧失了，因为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和义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即特殊物对我说来应当成为最初规定者，从而伦理性的规定也就被扬弃了。其实，这不过是我的错误，因为在我信以为坚持着特殊物的时候，联系的必然性和普遍物依旧是最初的和本质的东西。” （45）

　　市民社会的精神内涵首先表现为市民社会使人的需要的普遍化。这种需要的普遍化有利于精神摆脱其在自然中的潜伏状态。“动物用一种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越出这个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46）人的如此众多的需要并不是单纯从有机体那里生发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能理解差别的知性”的作用，并且还受到他人的影响，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这社会性的需要，“社会需要是直接的或自然的需要同观念的精神需要之间的联系，由于后一种需要作为普遍物在社会中占着优势，所以这一社会环节就含有解放（原文黑体）的一面，这就是说，需要的严格的自然必然性被隐蔽了”。（47）这里，黑格尔持一种与卢梭以及浪漫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即认为自然状态中的那种有限的、能直接得到满足的动物式需要并不是人的理想状态。相反，需要的多样化是使“潜伏在自然中的精神性”得以发挥出来的一个契点。

　　而这个契点的作用在于，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要，就要带来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在市民社会这个阶段，劳动不是直接为着自己而是为着他人，其劳动就要“适应别人的任性” （48）劳动摆脱直接的目的而变得抽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劳动。人们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49）这样，市民社会的第二个原则就表现出来了。而为了满足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分工陶冶着人们，使人们认识到“我必须配合着别人而行动” ，“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各别的东西就这样地成为社会的。”（50）

　　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产生阶级，黑格尔并不把阶级看成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手段，而是看成个体之人与家庭之外的更多的人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阶级源于自然的不平等以及由自然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从自然而来的不平等反映为阶级，就是把自然的不平等“从精神中产生它”，表现为“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育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51）从而使广大的人群分成不同的集团，个别的人分属这些集团，这就是阶级。

　　阶级使个体之人成为一个广大人群中的一员，成为可以界定的某一种人，“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原文黑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这里所说的某种人物，就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52）需要的复杂化带来劳动的复杂化以及分工的要求，而由此产生出的阶级是个体之人的一种实体性规定。

　　在市民社会这个阶段，个体之人与他人的联系大大加强，进一步摆脱了自然有机体的局限性及私人性质，通过阶级，人作为社会之人得到界定。但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媒介没有摆脱自然的因素，需要本身是与躯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人之界定的阶级起源于一种自然的不平等。所有这一切使人与人的联系成为一种外在的强迫性的联系。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一方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53）这一切都不是精神应有的状态。

　　因此，我们就要谈到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国家。家庭中的爱是精神的感觉形式，市民社会表面上破坏了这一形式，但以需要的相互依赖、劳动分工的方式把爱的本质即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但这种联系完全成了外在的，强迫性的，因此，精神的要素只能自在地起作用。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原文黑体）、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4）

　　黑格尔常常给人以国家集权主义的倡导者的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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