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

　　在认识到所有制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决定意义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对财产关系的研究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并把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当做对财产关系进行研究的重点，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涉及（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产权理论，即关于产权的法律形式的理论，而只有系统的所有制理论，即关于产权的经济内容的理论。）。例如，在《资本论》中对交换过程进行研究时，马克思指出，为了使商品交换得以进行，商品的监护人即所有者必须作为有自已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三、交易关系与生产关系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范式和交易费用范畴基础上的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必然是契约主义的。在那里，产权关系被认为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又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在产权明晰化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交易需要花费成本，不同的产权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根据。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所有制或产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而不是交易概念。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为了使生产过程得以进行，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或者说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来看，作为一个生产概念的所有制关系本质上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与分配和交换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注：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林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过程本身就是生产环节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由于所有制关系或产权关系首先是一个生产范畴，而不是交易范畴，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产权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是由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变化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构成了产权关系发展变化的最终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分工协作方式对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是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派生了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财产关系不过是这种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

　　马克思从不否认交换过程特别是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就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流通既是资本的逻辑起点，又是资本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所有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交易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本形式，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根据商品所有权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本质来说，交易过程中的这种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仅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反而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在《资本论》中，在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交易的契约关系的虚假性做了这样辛辣的讽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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