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本一收益分析法

　　把微观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地方，正是依靠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才实现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使制度分析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依靠成本收益理论分析研究制度现象的最早和最主要的领域就是产权问题。科斯在他的经典之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中所讨论的交易费用，就是指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即“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注：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16页。）。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交易成本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但是，产权经济学却把这一概念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把它当做解释所有制度现象的万能钥匙，当做说明产权制度变迁的惟一因素，从而陷入了错误的泥潭。

　　尽管交易费用已经成了产权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各种交易费用理论中，仍然缺乏一个准确的能反映交易成本本质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交易成本的外延或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不确定的。从大的方面看，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主要有三类：一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的费用”，这一定义是科斯提出的，并为斯蒂格勒所阐发。由于这一定义没有对交易费用的具体构成和形成机制作出明确的解释、混淆了交易费用与信息费用内涵的差异、并且缺乏行为理论基础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二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阿罗、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比较制度分析上，但由于比较静态分析要求有可供对比的多种制度安排为前提，而可选择的制度安排往往又是不存在的，只能靠分析者的主观构想，因而他们所提出的定义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三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张五常和诺思等人提出的。这一定义把交易费用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制度范围，但是，在处理制度绩效和成本收益问题时仍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注：刘元春：《当代西方交易费用定义评析》，见《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

　　交易费用理论面临的致命挑战还不仅仅是定义的可操作性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是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但是交易费用概念本身却选择了一个客观的社会性的效率标准，这样就陷入了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按照产权经济学的逻辑，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理性的个人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都可以根据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函数和自由交易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这种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基础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贯彻到底必然会陷入逻辑上的困境。首先，根据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效用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而且这种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又是建立在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偏好及行为目标基础之上的，目标函数不同，成本与收益的标准也就不同，这样，由于个人的成本一收益函数是个人心理偏好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加以说明，产权制度的变迁最后就仅仅变成了个人的心理偏好问题。其次，更为严重的是，按照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集体和社会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会选择，才会行动，因而，只有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没有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或者即使存在着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也因为个人目标函数无法加总，使它们只能成为无法捉摸的“幻影”。但是，产权制度却是社会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因而交易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社会的，否则这一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交易费用理论包含的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和彻底的整体主义理论两个方面的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客观的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交易费用理论把交易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契约关系，从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历史和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差异和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而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则从不存在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的认识出发，否定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可能性。布坎南提出的“一致性同意”规则认为，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与欺骗的行为，并就这种交易达成一致协议，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就是有效率的，交易费用的概念是不必要的。（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还有人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出发，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内在矛盾作了尖刻的揭露，试图用博弈均衡和知识结构代替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演进的分析基础。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产权在人群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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