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所有制和产权问题应当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加以解决。目前，根据生产力的标准选择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合理地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分析是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的，而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从大的方面看，蒸汽机、电动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明，构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三次重大革命，同时标志着社会化生产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绝不可简单而论。合理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问题等等，归根结底都与对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准确把握有关。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必然会引起实践上的盲目性和混乱。

　　2.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科学的所有制理论是科学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概念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所包含的所有制的定义。这个定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做独立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过程的一种抽象存在，把所有制概念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由此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做法是，把法学里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以至于让渡等概念引入所有制研究，用这些权利来构造所有制关系，结果就使得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了一种先验的没有经济内容的法权规定，并把所有权这种法律的权利当做了生产、分配等经济关系产生的基础，这事实上是在重复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的错误。这种理论的政策结论就是把社会主义国有化当做了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剥夺者，把一切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发达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建成了，用同样的方法很快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在我国，即使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用法权概念代替经济分析的做法仍然是相当普遍的。近年来，又有相当多的人在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理论混同起来，把法权当做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复杂的产权结构归结为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法权体系，脱离开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和客观的生产关系来把握所有制和产权关系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实用化的态度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不利于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正常发展。

　　3.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它们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即产权的交易过程和法律过程的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他们更不可能做出具体的设想。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必须深入研究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鉴是必要的。西方的产权经济学虽然存在许多根本缺陷，但它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机制运行的概括也不是绝无可取之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经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形成的重要来源，因此，没有理由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产权理论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西方产权理论的缺陷不在于它研究了产权的法律形式，研究了交易费用、个人选择、契约关系、委托代理问题等制度现象，而在于它用个体分析代替整体分析、用交易过程代替生产过程、用法律关系代替经济关系，在于它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个人的自由交易当做决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在克服了这些根本性的错误之后，产权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以至某些具体结论是可以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服务的。不过，这是一个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辨析和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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