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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狄仁昆主题类号:F11/理论经济学【文献号】1-177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12 【原刊页号】33~37 【分类号】F11 【分类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3 【标题】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结构 ——知识观的对立及“走向大科学”的当代经济学 【作者】狄仁昆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正文】
整个20世纪,西方学术界没有能给出“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的公认答案,而且所给出的关于经济学知识的理论性质的正面回答,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先验分析派与后验综合派。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的争论虽历经数十年并且几度形成高潮,但争论的双方几乎无人改变自己的观点,争论的具体问题也往往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
一、两种经济学知识观之间的对立关系类同于近代认识论研究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关系,亦即对立首先发生在对知识基础的理解上,发生在对作为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假定性质的不同理解上。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证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为驳斥先验知识观给出了一个新基点。他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所以,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注:Friedman.M.195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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