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鼓励外方尽快转移技术的政策，已成立的合资公司大都由外方实际负责经营，虽然避免了因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管理成本的浪费，加快了员工本地化的进程，但中方合作者在相当的程度上丧失了依法所享有的管理权，造成了中方拿钱出来给外方经营并承担外方经营亏损的实际效果，这与中国资金严重不足急需引进外资的现实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还注意到，在台湾已出现合资的寿险公司因观念冲突问题造成了企业经营不善的情况。所以，需要对外资寿险公司必须采用合资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在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放宽这种限制。

　　四、建议限制外资产险公司采用分公司形式，并考虑在适当时候和符合特定条件时，允许外资产、寿险公司采用于公司的形式

　　目前，外资的财产保险公司均采用了分公司的形式，如前已述，其缴存的保证金约为480万美元，同时外资产险分公司的总公司须向保险监管部门提供税务和债券的担保和向其分公司无偿提供相当于1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外汇。外资产险分公司的业分范围，一般仅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外资分公司不被中国法律视为独立法人，不能对外独立承担债务，而由其总公司承担最后责任，由于外资分公司的总公司一般都是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因此，一般认为，采用分公司形式可以保证偿付能力，从而保护中国的投保人。

　　但是，台湾目前正在鼓励外资分公司向子公司形式转变，即分公司的子公司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真正引进技术和促进外资公司注重台湾的长期利益。另外，在台湾设立分公司的资金要求为5000万新台币，约折合160万元，设立于公司的资金要求则约为20亿新台币，约折合6200万美元，相当人民币5亿元；在香港，外资可以采用多种公司形式设立保险公司，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为了保证偿付能力，特区政府都要求其具备与业务范围相当的营运资金，如前所述，目前寿险公司约为数亿港元。香港之规定的合理性在于，虽然在理论上分公司的债务可由其总公司负责，但实践中并不缺乏资金雄厚的总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被清盘的例子。

　　由此看来，外资采用分公司的形式并没有十分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分公司引进的资金和技术都受到限制，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用市场换资金和技术的初衷。建议对外资产险分公司的营运资金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可参考香港的做法，分公司和其他公司—样，都必须投入与业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而不是固定的1亿元等值外汇。在条件具备时，也可探讨外资保险分公司的子公司化问题。

　　五、团体保险业务不宜在近期对外资放开

　　寿险的团体保险业务是中资保险公司的传统业务，占据了超过50％的业务量，团体保费有相当的比例源于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被称为“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1992年上海对外资保险开放进行试点时就限制了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团体险，以保护中资保险公司和国有资产。

　　外资强烈要求开放团体险业务主要是垂涎中国保险市场中这块肥沃的土地，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险市场中，团体险业务只占寿险业务的极小份额，例如台湾，1998年的寿险总保费4892亿新台币，团体险的保费收入只有137亿，占总保费的2.8％；再如香港特区，1998年的寿险总保费362.5亿港元，团体险保费9.67亿，仅占总保费的2.67％。由此看来，团体险业务并非是外资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和强项，我们在当时不对外资开放是有充分理由的。

　　加入WTO以后，团体险业务将可能最终不得不向外资开放，但基于保护国家经济主权和中资保险业的目的，建议尽量最大限度地拖延团体险对外资开放的时间，至少在3至5年的保护期内不对外资开放。

　　六、鼓励外资保险公司参与西部开发

　　2000年3月，中国启动西部大开发，扩大西部的对外开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向西部引进外资又是西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正在采取积极的鼓励政策，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引资工作。中国作为连续7年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达到3115亿美元，共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达到348288个，单个外资企业的平均引进额为90.5万美元。而对于西部的四川、重庆、贵州等10省市来说，累计实际引用的外资仅为9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引用外资总额的3.18％，其中四川实际利用外资24亿美元，占0.77％；重庆17.65亿美元，占0.57％；贵州3.56亿美元，仅占全国的0.114％。在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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