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的概念、类型与复杂性

　　最广义地讲，腐败指道德败坏者通过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取私利的损人行为。从发生领域上看，腐败可分为公共部门腐败和私人部门腐败。许多私人部门的腐败现象为我们所熟知。私人卖主囤积居奇（亦即控制一种紧俏商品的供给而不是使用价格机制实现市场出清），寡头之间为牟取暴利而达成共谋，购买者为加塞或插队而贿赂卖主或销售代理商，利用私人关系走后门谋得一份工作等等，均属于腐败之列。尽管私人部门的腐败俯拾皆是、而且危害不小，但人们更加关心和痛恨的还是公共部门的腐败。除非特别说明，本文讨论的腐败均为公共部门腐败。

　　一般认为，公共部门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亨廷顿，1989），或背叛公众信任（Dobel，1978），或为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或物品（Shleifer 和Vishny，1993），从而造成公共财富的损失。公共部门腐败的主要行为者是公职人员，其中既包括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和由政治家任命的官员，还包括公共机构雇用的公务员，如法官和官僚等。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盗窃国库、贪污公款或在提供政府产品或服务时收取贿赂、徇私舞弊以中饱私囊。

　　对腐败进行分类的标准很多。大体而言，它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和收买型腐败（venal corruption）。体制型腐败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寻租，并利用寻租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Wallis， 2004）。经济学中讨论的所谓“俘虏理论”，即公职人员受贿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便属于典型的收买型腐败（Stigler， 1971）。从相当意义上讲，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可以被视为“腐败色谱”的两极，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腐败大都两者兼而有之，区别在于哪一种腐败的色彩更浓重些。一般而言，体制型腐败色彩越重，损害就越大。

　　和体制型腐败在名称上比较接近的一种腐败叫做系统性腐败（systemic corruption）。当腐败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缺少了腐败整个行政司法系统就无法运转时，腐败就是系统性腐败。许多种腐败可以被归于其中，比如公职人员懈怠于本职工作而积极于第二职业，政府机构吃空额，医护人员向病人索取钱财等（Langseth 等，1997）。

　　根据政府的受损情况，腐败还可被分为盗窃型腐败（corruption with theft ）和非盗窃型腐败（corruption without theft）。在前一种腐败中，官员隐瞒与私人交易的实情并侵吞全部收益，换言之，私人为购买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远远低于官方价格，并变成行贿支出全部进入官员腰包。在此过程中，腐败官员行为无疑于盗窃国库，故得其名。在后一种腐败中，官员索取的价格包括两部分，即官方价格和额外贿赂。其中，前者被如数上缴给政府，后者则流入个人钱袋。在此过程中，腐败官员受益，私人或社会受损，但政府收入没有减少。显然，对社会而言，盗窃型腐败为害更烈（Shleifer 和 Vishny，1993）。

　　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法使用公共权力，也就是违法。但在某些场合，有些腐败却并不违法。由此，对应于“非法腐败”，现实中还存在着一种“合法腐败”（legal corruption）。换句话说，从道德和对公共财富造成损害的角度看，某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当属腐败行为，但实际生活中却又缺乏针对这类腐败行为的具体法律或裁定标准。结果这些腐败行为便得以游离于法律管辖区域之外。前纽约州参议员普伦凯特[2]关于“诚实贿赂”（honest graft ）的一系列直白大胆的言论，为类似行为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我看见了并抓住了机会”在当时成为普伦凯特的经典辩词（Riordon， 1994）。

　　腐败和道德往往针锋相对。但在某些领域，腐败与道德却彼此独立，或并行不悖。勿庸置疑，敲诈勒索当属不道德之类，然而现实中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被敲诈者往往是期望阻止敲诈者揭发于己不利的信息而竭力满足其索求。这时，如果被敲诈者力图隐瞒的信息是关于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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