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我们还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以正确认识包拯这一思想的主观导向与客观社会导向的错位现象。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拯高扬的“中正”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深深地打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中正”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亦无法真正实现一样，法律不可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对包拯的“中正’观念作具体的分析。《吕刑》所提出的“中正”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西周时代决难实现自不待言，包拯所高扬的“中正”亦浸透着儒家传统的“礼治”精神，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其实质是把“礼”作为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工具和实行封建剥削的保证，孔子把“中”作为实践“礼”的行动准则，他所说的“允执其中”○3其实就是要寻找矛盾对立双方的连结点，但又侧重于保存旧有的秩序。这就说明儒家传统的“礼治”其实质就是要推护金字塔式的封进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如果说“立君为民说”在先秦儒家学说中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到封建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的宋代，“君养民说”则已成为不可非议的信条，  君为民之父母便是这种信条的温情的表现。于是，诸如“养民如子”、“民之父母”遂成为口头弹，殊不知如此温情脉脉的“歌德”其实是封建奴性、封建压迫最集中的体现。包拯生于其时，自然也免不了时代的偏见，他一方面认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另—方面又说“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万务之无极也，一统于上，岂可以思虑尽之邪！”({论取士})士大夫尚且为“重畜”，普通百姓的地位又何待言之！很显然，包拯主张恤民、安民，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社稷的延续，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秩序，其高扬的“中正”也就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法律的“中正”，其中固然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闪烁着民本的光辉，但对君主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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