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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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2:3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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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稳定南宋半壁江山的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入元之后，他为一位以气节照耀古今的宋丞相赋挽歌《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首诗的民族情绪近乎赵孟ｆǔ＠②的《岳鄂王墓》它们的先后出现，反映了元朝民族融合时特殊的文学尺度和文学风气。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认为忠于原主的刚正之士，即使在战场上射伤过他，但只要敢于承认，就认为是可以交朋友的；反而那种卖主求荣、提着主子的人头来向他投降的人，他会鄙视和杀掉他们。《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家训，当这个王朝坐稳江山之后，它遵照祖宗遗训，敢于包容对历史正气的追念，这是它自信的体现。虞集是萨都剌考进士时的座主，他曾经以南臣北仕的庾信自拟，以北士南徙的贾谊比喻萨都剌，在难以排遣的隐痛中进行文化承传和南北交融的工作。萨都剌有《和学士伯生虞先生寄韵》，说“白鬓眉山老，玉堂清昼闲”，把他比作苏东坡，又说“才俊贾太傅，行高元鲁山”，反而把他比作贾谊和元德秀了。在这种典故的使用中，传递深刻的文化认同的信息。
蒙元世代的文学风气，在处理雅俗、文野、刚柔上，大体上是由雅入俗，以野犯文，崇刚抑柔的。这就容易产生怪杰，或鬼才。李贺诗风的风行，与此有关。杨维桢是元末诗坛最有色彩、最有个性的诗人。他的诗，就像他的同乡、明末诸暨画家陈老莲的画一样，在怪异中闪烁着生命的光彩。“铁崖体”取法李贺、李商隐，多作古乐府和竹枝词，风靡江浙一带文坛，自称“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为袁华《可传集》所作序）。元朝多民族文化的大激荡和大融合，激发出艺术创造的不少野性活力。色目诗人因为要表现他们的汉文修养高，对近体诗的格律有突破而不明言，而杨维桢作为文风极盛区域的江浙人，却公开宣称“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蕉窗律选序》）。比如他那首《五湖游》，以“谪世三千秋”的神仙道人自居，时而写吴越水战，时而写宫廷苑囿荒凉，又招呼范蠡和水神游戏，还有西施、郑旦作伴，卧舟，吹铁笛，出入于东方朔偷王母蟠桃和精卫填海的神话世界，终至叹息人生短暂，“胡不为饮成春愁”。杨维桢曾说：“天仙快语为大李（李白），鬼仙呓语为小李（李贺）。”他的诗风放荡不羁，出入于大、小李之间。狂怪的“铁崖体”在元末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的风靡一时，既是蒙元时代文风在雅俗、文野、刚柔之间推移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文风推移。因而是北风南进，北方文学风气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风气的一个典型。“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功能作用和深刻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在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融合中，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边疆文学的汉化的过程，在胡化和汉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学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共构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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