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相反或者相互之间的迁就和适应？我无法相信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会认识不到它的荒谬，因为他并不是不懂得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么，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当时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所作出的现实要求。他毕竟是一个急于推翻旧统治的政治家而不是启蒙思想家。从一个政治家实用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既然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工农大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那么，个性意识，启蒙思想，人道主义，当然不仅是多余而且有害。相反，传统文化无论多么腐朽，只要能够鼓舞起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就是有用的。调动传统农民的力量最有效的工具当然出自传统文化。

    旧事物就是这样相互巩固着。

    革命作家和革命领袖之所以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所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工农大众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虽然革命的发起者和直接领导者事实上多是知识分子，但清醒的革命家都正确地认识到了革命所必须依靠的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参加，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与工农相比，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就的确太不重要了。这一点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能认识到。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里，知识分子的面容是苍白的，他们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先驱，不再是民族命运所系的文化斗士，五四时代的风采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眼下的情况是由于体弱而不太合格，由于思考而走不好步伐的下等兵。

    他们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常常不能成为一颗好的罗丝钉。他们的思想能力，他们的个性意识，他们的清醒与敏感，在革命队伍里面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同时，我们应该承认，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和矛盾。所以革命队伍内部就存在一个调节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问题。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之后，工农的重要性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为保护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在指导思想上就必然要更多地抑制知识分子而迁就大众，说服知识分子去迁就大众，而不必考虑矛盾和冲实的性质和是非。这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因为武装革命是那么迫切，改变国民的落后性以适应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迎合大众而抑制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鲁迅所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中国历史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作为古老文化载体的工农大众如海涛般吞没了作为现代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

    回顾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总有几分悲哀，他们如夹缝中的弱草，听到了阳光的召唤，艰难地生长出来而肩负起了民族新生的使命。但是，历史却注定要让他们忍辱负重。没有阳光，没有水，他们既承担着帝国主义蹂躏下的民族伤痛（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受要比工农深刻得多），又承担着封建文化的各种打击，既为专制统治所不容，又为工农大众所拒绝，在民族的危难之秋，他们觉醒得不合时宜，在现实面前，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愿为此而指责任何人，因为无论谁领导中国革命，只要他充分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同时又急于推翻旧的统治，就必须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沉重的历史。

    四

    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又一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作为表层现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一直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而难以克服。几十年来人们不是不愿意克服这些弊端，而是没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端。因为人们对这些弊端的根源一直缺少认识，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主体失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文学创作需要自我生命的溶入，需要真情实感。然而，民间化大众化却要求作家获得大众的意识，放弃真实的自我而扮演民间大众。这就出现了“真实的自我”和“佯装的自我”的矛盾，出现了“真实主体”与“模拟主体”的矛盾。

    从20年代末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而且很积极地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的思想，对五四精神和启蒙主义，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已经没有多少留恋。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努力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他们自身毕竟不是工农大众的一员，要代大众立言并非一件容易事。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真正大众的声音。他们虽然高喊着要做工农大众的留声机，但当留声机也并不容易。对此，鲁迅在《路》中曾经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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