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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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2:4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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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政治性的操纵与扭曲，从此舆论的发表与争辩转变为传播、广告、垄断。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称这种公共领域为「产业化的生产公共领域」，以其感官与意识生产的机构，透过消费与广告的脉络，将个人的欲望，生产过程及生活脉络﹙the context of living﹚加以含纳﹙13-14﹚。副刊的文化评论功能逐渐转让给传播媒介、公共电视或有线电视、电影，使既有的同质或同时性阅读与争辩﹙或以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是由印刷资本所形塑的想象社群认同感﹚转为多元化的播散，在中产与劳工公共领域，公共议题与私人消费，资本收编﹙real subsumption under capital﹚与拒绝形式之间彼此协商、交混，构成日常生活中多重身份融合的相对公共消费及拨用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counterpublicity﹚﹙Hansen xxxix-xli﹚。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降，于各种报章杂志，便衍生了副刊及文化评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华人地区继续发展，李欧梵教授曾提及鲁迅与其它文人对副刊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晚近港、台副刊的变化(Lee)。他的重点在文化批评的传承，因此是以现代性(modernity) 为参考架构，旁及出版物对社会文化的斡旋媒介功能(print mediation)，而且也触及新兴大众传播的地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可将台湾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表达加以联贯，看出其中的传承与转变，同时可用一些政治、文化的事件，去补充其细节。台湾报纸上的副刊传统已行之久远，而且发挥相当大的文教功能，五○至八○年代初期，纯文学的创作（尤其短篇、中篇小说、诗与散文）、传记、武侠、旅游或异地文化介绍等文字是副刊版面的主体，解严前后则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后，文学已比不上其它信息、娱乐媒体（尤其有线电视）来得吸引读者（大多是国中或高中学生、上班族或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则是政治评论在解严前后已显著增加，读者对文化、政治信息的需求扩大，传统的文学副刊无法再满足大众的社会参与感。当然，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威权式与封闭式的统治体系已逐渐变形（虽然并未消失），信息的封锁情况已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节目的暗中活动，以及在野党的地位提升，慢慢开放。早期右派政权与非政治性的文学活动之间的共谋关系遂随着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讨论而日益明显。在报纸解禁之前，事实上，军公教之外的子弟（如商、工、农的后裔）已逐渐受到普遍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政治的顾忌比起父母那一辈而言较不自我检查(self-censor) ，而军公教阶级的眷村、宿舍及其生活脉络结构已改变，教育及经济水平使得统治或协助统治阶级与一般劳工或中产阶级的差异逐渐消减，省籍、阶级意识也随之削弱，教育使得出身、户籍、环境这些因素的份量降低其影响力，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庸俗化后，升学主义、补习文化、次文化的反抗少年团体、社会功利作风逐渐崛起，再加上工商界中小企业的起飞，使得阶级成为贫富之差、教育程度及其年代（generation）之分野，不再是传统以父母（尤其父亲）家世为准的区分方式。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问题反而成为公共的议题，而不再是以反共为主的打压本土或乡土意识。文化已从某种阶层、族群由上往下透过教育与国家机制所强化的国粹与菁英文化转变为对流的大众文化，同时随着消费行为的扩张，跨国信息反而因台湾离开联合国的边陲地位更加具有支配性，因此，对台湾外来政权所赋予的支配体制及由外国文化商品所产生的「霸权」效果，正是八○年代中期新兴评论崛起的主要诱因。这一点与英、美文化研究由五○年代的阶级、社群文化迈向七○年代的霸权批判有若干类似之处(During 4-6)。
摊开目前副刊来看，很明显的，即使连《联合报》、《青年日报》或《中央日报》，纯文学创作的篇幅已大量被各种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的论述所取代，这种情况又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自立早报》、《民众日报》、《中时晚报》、《联合晚报》、《自立晚报》更为显著，〈人间副刊〉及〈时代副刊〉里的文化研究论述不但在平时便比纯文学或传统副刊文字占较多的版面，星期六、日的扩大版更几乎全是书评、世界文化及本土文化论坛，而每月定期推出的台湾、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媒体等面向之「体检」表，则由文化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执笔。《自立早报》的〈大地副刊〉往往固定由某些作家及文化研究学者执笔，在1993年上半年《自立早报》推出的假日及周一扩张副刊版面更以〈新论坛〉、〈新人文〉、〈新舆情〉、〈读书生活〉、〈焦点对谈〉一共八至十页的篇幅，将文化研究的成果软硬兼施，带进了副刊的领域，这种大手笔的改革作法居然维持了几个月，后来才以浓缩的方式放入〈大地副刊〉，而〈读书生活〉则仍继续，不断推出殖民、后殖民、性别、同性恋、种族身体、族群意识等论述的介绍与评论文字，其作用类似于《中国时报》每周四推出的〈开卷〉版。至于其它报纸的副刊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原住民文化议题、台湾文化、乡土文化及文学等，充分显示传统的副刊形式已随着阅读社群结构的变更而全面革新。
此处，阅读社群（或阅读大众）的结构性变动是指副刊读者已不再限于中学生、家庭主妇或一些透过副刊找到娱情悦性的教化作用者，副刊读者已从纯文学而不指涉生活脉络（社会、文化、国家、族群认同等）的范围脱身，迈入更切身的现时问题及相关的议论或信息上。由于这种生活脉络的约束，阅读大众比较能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公共场域，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社会、环保、性别、种族、信息、交通及政治问题提出，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对象，因此之故大量的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却一直可被社会所消费，乃至维持了副刊的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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