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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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2:4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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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雄性的”。的确，西部文学缺乏喜剧的性质，缺乏轻松与温柔，缺乏矫情与甜腻，而 它的沉雄、刚健、粗犷的风格，它的悲怆、苍劲的格调正可以从这些“硬汉子”形象和 阳刚意象中得到完美的解释。而且，西部文学所呈示的悲剧美在其审美形态上也与基督 教文学、佛教文学的悲悯、悲苦，与儒家文化为底蕴的汉民族文学推崇的悲伤、悲怨、 悲愤都不同，它以其悲壮、悲怆的韵致和阳刚雄健之气与伊斯兰文化的性格基调血脉相 通。不仅如此，西部文学的雄性精神和阳刚之气还与现代意识有着深层的呼应关系。无 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烂熟了的文明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大 ，理性和感性出现了某种病变甚至造成人类适应力的崩溃。而西部文学中的“云中有志 ”、“骨中有钙”、“汗中有盐”(见杨牧的《我是青年》)的雄强精神和阳刚之气能诱 发人们振作、豁朗，在扬神励志中实现人生，增殖人生。因此，这不啻为祛除“现代病 ”、扶立强壮的、健全的个性人格的精神上的“巨能钙”。同时，这也一个侧面揭示了 ，伊斯兰文化何以总是能在对弱势的历史情况下激发出强韧的生命力原因。
二
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得以区分的又一 明显的标识。穆斯林是流动性极大、冒险精神极强的国际性公民。这里的“流动性”主 要不是指对伊斯兰教义精神的流动性传播布道，因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教活 动，佛教的跨越国界式的宣经弘道都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所指的“流动性”主要 是针对动态生存意识而言，更多的着眼于穆斯林们的生命化了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取舍。
如所周知，伊斯兰教肇始于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亚那，迄今为止穆斯林遍 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比如中国西部的回族就是13世纪初 叶蒙古人西征时，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 愿迁徙到中国西北，尔后又吸收了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以及别的民族成分融和发展 而成的。而这一同化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当然是宗教!不妨作一个比较：当那 支闻名于世、流浪迁徙于大半个世界的吉普赛人部落逐渐从20世纪那些广场的占卜、魔 术摊前消隐时，穆斯林们却强盛地存在、衍生着，召唤并凝聚他们的是伊斯兰精神，宗 教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不可抗拒地渗入到即便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群 体的精神心理中，或许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造成了穆斯林们强烈的文化血缘认同倾 向、强态的生命行为和迁徙旅途中的旷达乐观。当然，提到伊斯兰文化的动态生存意识 不可能避开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游牧和商旅。笔者以为，如果同意伊斯兰文 化是信仰与务实、教与俗合一的文化这种共识，那么也可以据此认定，宗教之于穆斯林 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视作一种既普通又特殊的精神活动。他们的宗教行为是以自 己的生命要求为依据，因此抽象的教义往往被简化为世俗的生命行为和生存方式中。笔 者不否认穆斯林的游牧和商旅确实也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经济状况，但正如中国的儒家文 化提倡人们安居乐业、安份守已的确也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然而一旦这种 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即便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所变更，深潜厚积的文化心理 意识总是要作为约定俗成的精神规范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就穆斯林而言，无论是游 牧之“游”还是商旅之“旅”，都告白着穆斯林的永远处于“流动”中的独特的生存状 态，他们甚至乐此而不疲。在某种意义上，穆斯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迁徙史、移民史 。特别是，穆斯林们的最高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 的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大多数中国西部的穆斯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穆斯林的最富于哲学意 味的生命方式。或者说，“在路上”、“在途中”不仅是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更是其最高的精神体验。这个终生流动在世界上的庞大的人群，也许是全世界陆地民族 中除了吉普赛人外唯一不看重“土地”观念的人群，他们将生命的巨大冲动交付给背井 离乡、远离家园在人生长途上颠沛流离的历史，这恰恰与以“家”为精神内核的、以“ 土地”为生命依存的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家族文化”所体现出的静态生存意识形成鲜明 对比。而且，也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经过西部作家们艺术转化或审美化的转换，成为 西部文学屡试不爽的、不可或缺的母题话语、题材形态和写作资源。
诚如评论家肖云儒所言：“我们可以说，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 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的剥离，既造成心 灵的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 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 的人生相呼应。”(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笔者在论述西部“硬汉子”形象的构成类型时曾提及到的诸如走西口的“流民”、被发 配西北的“苦囚”……等众多人群族类，而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意识情感的描述喻示着 西部人的精神之家是在驼峰和马背上，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人生驻定于某个固定的处所， 而宁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拥有一个脚印绵延的人生。无疑，所有的这些 又锻铸为西部文学中的“寻找”和“漂泊”母题，在这里，“寻找”是对精神“定位” 的否定，“漂泊”是对“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的神往。在张承志的《金牧场》的小说 文本中，处于历史叙事层面的那五个跨越世纪苦难去寻找黄金牧地的勇士，一个又一个 地消失了，而那个随父兄之后的少年勇士却在跨世纪的长路中长大、并成为挺进队的前 锋。实际上，对于“寻找”中的人们来说，黄金牧地可以向往却绝难前往，况且黄金牧 地或许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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