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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说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曾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也认为,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对外政治观点的极大影响。[11]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分析。从意识形态的地位上看,意识形态从属于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廷顿曾对意识形态的地位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为此,他主张将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列入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提出了与亨廷顿的观点相接近的观点,如约瑟夫•奈指出,“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12]既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维护和推广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自然成为国家的基本对外政策之一。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在谈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时这样写道:“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或亲华的,美国的影响就会被预计遭到损失,美国的利益就会被假定受到危害。”[12]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质是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扩张鸣锣开道。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是一种幌子,它掩盖的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意图。 实际上,意识形态在今天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愈加凸现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赫尔科默指出,“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那样,有这么多种类的意识形态。”[11]但也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讲,全球化的最终追求是社会公正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将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变化,最终达到深层次的核心主题。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走向和谐和统一。但这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1]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贺金瑞.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4]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尹鸿,李彬.全球化与大众传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美)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A].陈燕谷译.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J].张世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10]沈湘平.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J].天津社会科学,2002(1). [11](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明,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2]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J].现代国家关系,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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