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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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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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而又在本质上相异的特殊时代，是一个由中国的百年现代进程实践与世界开放对话潮流所决定的全面、自觉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如果说在社会转型上，在外来思想、知识体系的引进上，在追求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上，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但在社会性质上、历史进程上以及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上则各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五四”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现代启蒙阶级，民主与科学意识远未自觉，社会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关系亦是对抗性的阶段斗争关系，因而整个语境是一种充满对立、斗争的激烈革命时代。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不同观点、观念之间不是平等、讨论、沟通、共存的关系，往往是唯我独尊的批判、打倒的关系，所以， 《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便不可能以温和的讨论对话体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出第一声呐喊，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为艺术”、“为人生”的观点之争中，亦缺乏平心静气的讨论、对话。在30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更是唇枪舌剑、“匕首”“投枪”、有你无我。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但批评主体的潜意识仍是封建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论观念，竭力打败一方标立一方。相比于那个“打倒”与“革命”的时代，20世纪末期则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历经近百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逐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发展生产力与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的非对抗性矛质，整个语境更为宽松、开放、自由。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平等交流的心态，无论对域外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还是新型文学，不同观点、观念之间形成了讨论、碰撞、理解、共存的关系，即所谓“众声喧哗”。正是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为对话体批评的兴盛创造了可能。
文学批评活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民主、开放时代就一定产生对话体批评。其实，20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的兴盛更直接地源起于现实批评实践的呼唤和批评自身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自从20世纪以降，在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印象——体验——评点式批评的旧格局，文学批评走向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地把握的运思方式，在批评文体上形成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特征，并成为20世纪基本的和通行的批评形式。然而，这种文体在显示出先进性的同时却也构成对文学批评某些内在本性、要求的遮蔽，例如忽视文学批评的感觉体验性、灵思生发性、交流讨论性等等。固然，这一欠缺可以由其它文体形式补充，象随笔体、书信体等，然而随着文学批评日益归附于政治特别是被迫与极左政治、阴谋政治联姻，批评的个体体验性、交流讨论性也就实际上被扼杀，使论说体批评趋于一尊以至演化为极度的独语独断——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定论发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艺评论文章即是典型例证。显然，这种专制独断与文学批评探索、讨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因而，当推翻和批判了极左政治、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当批评本体性和批评主体性被发现被确认、批评取得相对独立时，仅仅那种独语论说体就再也不能满足批评的需要。批评面对无数新老问题和不同主体角度的批评话语，迫切需要辨析，需要两种或更多声音的交流、交锋。于是，在1981-1982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诸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的一点质疑——与庄某某同志商榷》（《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已表现出批评走向平等对话的现代转型。我以为这便是对话体批评的现实生发基础和前奏。新时期文学变化之速、花样之多、更迭之频繁，当属建国以来所未见，来不及思考成熟，也不可能做出定论，而又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亦向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注：金元浦《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艺报》1999年2月4日。）应对现实实践的需要，适应批评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成为批评活动的一种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规定，构成对话体批评的直接机缘。
对话体批评的产生和流行，还在于批评主体思想形态的变化和文体意识的自觉与追求。否则，顶多延续“商榷”的路子，而不会出现对话体批评。但实际上，新的批评环境已经为其创造了可能的主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90年代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从80年代初各种西方哲学文论的引进到90年代前后对复调对话理论的拥戴，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西方现代观念的渗透，都在精神深处激发批评家们走句批评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尤其新一代批评家，绝少历史的保守与惯性，更不安于现状，力图开拓创新。而对文学的多维、多层面的复杂形态，面对批评的多维、多声音缠绕，无论理解中的矛盾、困惑与焦虑，还是渴望交流或引起他人的关注与讨论，都使他们深感长期习用的独语论说体表达的不适，这就形成了他们突破单一形式寻找新形式的追求和兴趣，从而与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期的历史纬度上相遇。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自己的心路坦陈：“写对话的一个驱策……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当我写下本文的标题时，一个声音——另一个自我的声音，便立刻冒出来找我辩难，……既然双重自我在互相辩难，那么，我‘照实录之’，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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