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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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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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一种哲学的和艺术的宽容”（注：王玮《文学的“一”》，《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对话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评界的动向和发展，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出自己的努力”（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主持人陈美兰语，《上海文学》1994年第7期。）；“互相不一定达成什么共识，可以构成一种立交桥式的景观，既是对国际文化讨论的一个回应，又是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文化讨论的参与”（注：《重估“现代性”》主持人张颐武语，《黄河》1994年第4期。）。由此可见，众多批评主体对对话体批评的文体意识和策略运作，决定了对话体批评的翻旧出新和异峰凸起。
三
任何形而下的形式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形式问题，其中必然与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相关。新的批评形式是与新的批评意识、取向分不开的。透过对话体批评的流行，可以看到批评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
这种批评的新的精神向度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向度。对话体批评鲜明地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诉求：独立与开放，自由与平等，多元与对话，理解与交往，真诚与坦率，等等。
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依附的、一元的、封闭的、极端的等精神特性。黄曼君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发展上趋向狭隘、保守、泥古、僵化，从以道统文、以文载道，到近代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再到20世纪愈益严重的教条化、单一化（注：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种种狭隘陈旧的批评向度：或者把批评看作个人孤立的独语活动，或者把批评看作唯我独尊的裁判，或者把批评当成批驳斗争的工具，或者把批评作为政治判断、判决。正是鉴于这一切，在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潮流下，文学理论批评反思自身局限，续接“五四”开创的现代化传统，开始重新走向现代独立、科学的批评活动。多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钱中文主张“新理性精神”，认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注：《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述评》，《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许多学者都倡导文学理论批评“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和理解”，“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应有一种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对话关系”（注：《“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批评意识的现代精神向度。新兴的对话体批评无疑以其外在的对话行为和直观的对话形式、对话内容，更直接、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向度。
首先，对话体批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声音话语的共存、论辩、探索，标示出一种独立与开放的现代学术追求。而这在很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历史中是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独立”，意味着不依附于政治或别的什么而具有独立自主性；“开放”，意味着不孤立保守或封闭而具有包容性。正如巴赫金认为的那样，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44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例如，由“朦胧诗”该不该有明确的主题的争辩到艺术的社会效能、艺术的多元化等问题的讨论，这在政治高压时期都属于禁区，但在思想解放之初的1981年，吴亮就以独立的文学学术立场对原有定论提出怀疑和思考，对思考中的亦此亦彼的两种声音抱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睿智地采用了对话体形式来表达，其学术意识是显在的：“承认双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种意见抹煞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对话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陷于双方的冲突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种快慰，发现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和宽容——因为它能容纳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种种不相同的认知。”（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再如1985年陈平原等的对话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像吴炫指出的：“这个文学研究观念是应学术界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召唤而诞生的。”（注：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第323-324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8月版。）这篇对话体批评不仅以独立于政治性现、当代分期之外的“二十世纪”整体文学观及全球化视野显示出独立与开放的学术追求，同时以对话的交谈、探讨形式显示了思想的敞开性和不孤立封闭的科学交流精神。1993年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提出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依附于政治而非基于文学的非科学性与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对此，有肯定支持的，有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怀疑的，有引伸展开思索的，都表明了批评者精神深处学术独立与开放的现代性取向。
其次，对话体批评以个体平等自由对话或相互独立的一个个小圈子的“众声喧哗”，鲜明地显现出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现代理性精神。“民主”、“平等”、“自由”是自“五四”时就倡导的人文理想，“多元”与“对话”主要是当今时代的“新概念”。其实，它们彼此是互为前提与互动的关系，共同地与“专制”、“独尊”、“一元”、“自封”相对立，共同地反映着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人化世界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的实际上能够实现，只有到了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才有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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