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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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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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自身。为了克服这种“失语症”，他们继而提出“话语重建”的命题，具体说也就是要重视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怎样才能实现“话语重建”？他们认为关键是要研究和认识中国文论（指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这几个理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重建”的主张，笔者一直是持保留看法的（当然，对他们执着的学术信念则又是十分尊重的）。不过，对于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言说了上千年的中国文论话语，会在今天完全失效？为什么它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对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认识不够？则又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当然，按曹先生的看法，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入手探究原因也不失为一条思路，但我以为不能仅限于从中西比较的意义来观照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同时还需要考虑中国文论本身的古今异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异质性甚至是更值得重视的。要说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会在今天失效，根本原因也许就如我们上面所说，它作为在古代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中形成、完全是面向过去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言说的理论形态，在根本性质上它是“古典性”的，而不是“现代性”的，甚至可以说，在它的理论系统中恐怕很难找到能够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发展要求相通的“现代性”内质。所以我们说，要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很难的。假如要进行这种现代转换，那么它就应当能够面对当今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言说，就需要回答当今现代化发展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比如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位移的问题，传媒文艺、网上文学等新式文学形态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等等。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话语，恐怕是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的。因此我非常赞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检验一种理论、学说是否还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机的主要标准，不应局限于与其他理论、学说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方式相比较，而应将其置放于现实语境中，看其是否适合现实的需要，以及适合的程度如何。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以为无法依靠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只能以中国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为基础，充分吸纳中外文论资源中有用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发展。
如前所说，中国文化、文论传统，包括古代和现代两个传统。然而在一些持“尚古”观念的学者那里，其学术视野中往往只有古代传统，而现代传统则几乎不屑一顾。分析其原因，也许有三：一是古代传统积累数千年，而现代则不过百年左右，其所占份量不成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认为近百年来，由于战火连连或政治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加上文化传统断裂、外来文化冲击渗透的内在原因，中国现代文化、文论缺少真正的建设，没有多少成就；或者已有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外来文化的深深烙印，国学本色已失，几无传统特色之可言，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时，似乎构不成可比之一方，因而无须顾及；三是在比较诗学的视野内，西方人只认可古代诗学的对话资格，没有现代诗学的比较地位，因之我们自己也愧于提及。
尽管如此，要谈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要涉及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建构问题，就不能将现代文论传统弃之不顾。还是朱立元先生说得好：对于古代和现代这两个传统，我们有一个优先选择或主要选择的问题。选择的主要依据首先应着眼于价值尺度，就是从传统对我们建设、发展、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和价值关系着眼，哪一个作用更大，更有价值，就应当选择哪一个；与价值尺度紧密相关的是历史尺度，就是要看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个更进步、更先进，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们当前只能以现当代传统为建设、发展新文论的重点。（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文论传统比作一棵既已长成的树，那么，不管前数千年的传统如何根深干壮，而近百年来的发展毕竟是这棵树上最新长成的一节，无论这一节由于时代风雨的摧折，还有外来文论的嫁接引种等因素的作用，长得如何不令人满意，但毕竟是现代转型发展的成果，内含着现代性的新质，是既成的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我们不可能抛弃这个传统，不可能截去这一节而另找生长点，而只能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在老树上发新枝。如果抛弃这种现代传统，所谓当代建构就更没有了依托。
总之，要建构当代文论形态的新质，当然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文论之“质”，但也不可能回过头去坚守古代传统的那种“质”，即古典性之质，而是需要在现实基础上，在中外古今文论观念的交往对话基础上，在各种文论资源的“异质同构”中创新发展生成新质，它应当是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新质。至于对古代文论资源的整理、发掘、转化当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整个文论界、文化界都来搞，而只能是部分学者去进行，对于他们的学术信念、学术劳动与贡献理应给予充分尊重。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当关注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融合中外古今的思想理论资源，实现当代文论的综合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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