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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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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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味着被人听到和看到”[9]。人不是无声的客体，不能被概念化。自然科学不知道有“你”，不知道生活是你与我共在同存，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这里只有一个主体……。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任何的认识客体（其中包括人）均可被当作物来感知和认识。但主体本身不可能作为物来感知和研究，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声音；所以，对他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10]我以为，巴赫金的这一经验现实对话交往的“双主体”的主体性思想，为揭示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内在性问题（第二节详述）奠定了基础，使文学批评能够从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由抽象的纯粹自我认识论演变而来的、试图从终极整体上把握历史的那种历史主义中解脱出来。
他者意识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条暗线，苏格拉底所言“辩证法”之本义即为“交谈”，以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不过主要限于知识学范畴及宗教哲学之内[11]，而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真正普遍地具有他者意识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诺贝特·埃利亚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行为变化及其意义时所说的与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那个时代主导观念的看法一致：“被迫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中开始共同生活的人们，对于别人的反映比以前更加敏感了。……人们越来越希望别人顾及他人。与前一个阶段相比，人们对于为了避免伤害别人、激怒别人而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体验更加细腻了”，“人们必须做某种观察，必须打量四周，注意别人的行为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在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形式”。这种“人们越来越注意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式表明，“行为的性质整个起了变化。人们比中世纪更加有意识地在培养自己和造就他人”。[12]在另一位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眼里，埃利亚斯所说的这种行为的变化，正是“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之一种：“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的出发点”，“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形成”。布洛克进一步认为，世俗价值观的发展，“表现在更加敏锐的历史感上，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努力和失败的产物”。[13]这就是说，人文主义的历史意识以个体完整的主体性行为为基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在于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同“历史主义”或“历史社会学方法”[14]相混同呢?
最直接的原因，我想就是恩格斯的“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中的这个“和”字。它把两种方法并列起来，意味着历史方法可以脱离主体的视野与直观感受，独立于审美、外在于审美而单独作为一个批评标准。这个问题今天已不必再做大规模的讨论，十几年前全国在大讨论“文学的意识形态反映论”时，就已把问题的实质论说得相当透彻，即文学的本性决定自身首先是一种审美的存在，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15]另一原因则与“历史观点”本身的涵义有关。当恩格斯用这个短语时，“历史”一词并非指一般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而是古典哲学家的思辨的历史主义（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哲学社会学结合的一种变体，它们共同地起源于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16]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的历史观念》一文中的九个命题，除第六第七之外，全与这些问题相关，尤其是“命题四”讨论的“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17]直接开创了哲学社会学与历史主义的统一。“命题九”的“普遍的世界历史”观念，即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采取的普遍形式“世界的行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18]到了黑格尔思想里，演化为历史哲学的“社会伦理学”，而其“真正的伦理单元并不是个人而是‘道德有机体’，即个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并且后者的要求必须优先于前者的要求。个人应该为‘全体’的利益而牺牲”。[19]再后，到了19世纪的前期实证主义者手里，又演变为发现支配历史变化规律的“社会动力学”。当马克思批判德国唯心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以及机械实证主义而开创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他的思想在学理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20]这条发展路线，从文学学理上看，有三个共同特征：历史发展模式外在于个体，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实践中归纳得出；规律或整体在价值上大于现象、大于个体；追求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主义。
我们自己对这种混淆也负有认识论上的责任，缺乏对自身使用的概念持深入批判态度。历史一词在我们心目中首先意指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它们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作为史料的过去的人和事与作为一种流畅叙述的过去的人和事混同起来，又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为史料的意义是史料自身自足的客观存在。其实二者有着质的不同。作为陈述的历史背后潜隐着一个视点，暗伏着有限性和有选择性，否则就不会有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同一史料会有不同的阐释的事实。我们常常以为，认识历史的本真意义，只要拥有充分的事实性的史料，保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理解事件的意义只要将它们置于当代语境即可，我们又一次把理解的准确（它建立在史料之上）和理解的涵义（因主体的积极性，它存在于我与他者之间）混同起来，我们忘了问自己，由我们眼下要探讨事件的初始条件构成的当代语境或特定的整体又是从何而来的，它们的成立不同样经过了我们的选择、陈述或确认么？坦率地说，我国文论界对历史方法涵义的理解至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停滞在它的古典阶段，没有真正地在观念上实现现代性的转变。[21]
可是，这对社会学而言，却并不构成难题。社会学的学理特征就是从“拟制”的角度出发，其逻辑起点通常由这些给定的概念构成，如团体、集团、社区、党派、收入、生活资料、宗教信仰等，个体的人被置于这些概念下观察，专业人员就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妇女就业，依据选定的调查方法和统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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