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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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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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有真确的认识与反省，落实到言语交往中，才有“礼”可谈，体现“仁”之本真。
结合古代文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与现代历史方法相联系的端点。史在古人心目中是文化的集合，一朝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的总结。从广义的文学观念说，文即史，即文化，就狭义的文学观念言之，文却从属于史，为史的一个分枝。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处处以历史的眼光评判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尽管中国史学讲求一个“统”字、一个“鉴”字，实用理性突出，落实到批评的方法上，强调“以治观文”和“知人论世”，但另一方面，古代文学观念一直把人置于中心地位。《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问题在怎样认识人与世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知人论世”方法由简单直接地以政治教化观念论人论世，趋于全面地观察作者的才性、志气、情趣、品德以至生活中相关的细节、审美追求、审美品格。“知人”越来越受重视。这方面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在“才性”论和“知音”论上，魏晋以降，渐成风气。我想其间就含纳着对主体的视野逻辑、历史个性的关注，对审美的人的存在之重视。即使是“论世”，也都是社会文化的具体表征，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即他人视野，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外在于人的规律。古人没有西方的“历史主义”意识，知人论世并举，是一种双向契入的认识论上的“感应”关系，[56]而非简单的因果决定论。
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回溯的“探本溯源”方法，主要运用于对文体的本原意义进行回溯式探讨和比较文体表现形式的古今异同，真正体现了历史方法内在于文学的学理性。古人眼光宏调，追溯的时间往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又富有历史的具体性，总是与具体的作品相联系，不似现代文论囿于三分法、四分法，拘泥于概念逻辑内涵的静态分析，如李清照《词论》，其意旨为词不同于诗，“别是一家”，她以追溯法将词的源头追到唐代的歌曲，认定词体最根本的特征是“协律”，是“小歌词”，必不同于歌而颂的诗。当然，这只是李氏的一家之言，他人自有另见，古人文学历史意识是讲个性的。由于史的意识深刻，古代文论又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综合性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言：“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诗论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这段话在推本溯源中将诗话的体制区分为推定内容之是非的“论诗的及事”和判别言辞之工拙的“论诗而及辞”，所论兼及诗话体制的语义与形式，联系上引饶先生之语，章学诚此论的深义就很清楚了。这不正是大时代文学意义上的体裁系统性论述么。
至于对作品文情辞采的评论，那么多的诗话、词话、评点莫不涉及，其意义上面已述。古人称之为“品藻”与“流别”，它们的兴起，恰好与魏晋以降人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同步，与“知人”的“才性”、“知音”并举，说明了对语言的审美分折始终维系着内在的历史审视之光，横向的语言品级比较说明人品的高低，纵向风格的评说则开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中，历史方法论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探讨它的涵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收稿日期］200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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