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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效用和力量。
就追求个人幸福而言,池莉近作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无疑都充满着饱胀的人生欲望,《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工人陆武桥为了挣脱生活的困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会的餐馆;《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抓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遇,驰骋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经商。凡此种种,所有这些人生欲望,无疑都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是发展商品和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激发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些人物即使有再强烈的追求人生幸福的欲望,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内在冲动。现在,新的时代环境把这种内在的冲动变成了现实,这正是庄子的哲学中所讲的“获取相对幸福”不能不依凭的前提和条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庄子也讲过列子御风而行的故事),没有时代环境这个最大的“凭借”,追求人生幸福的欲望是不可能升腾起来的。池莉的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环境的这种依凭关系,一方面让时代给她的人物提供足够的活动条件,另一方面同时也让她的人物在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地去做他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尽可能地去发挥他的“自然本性”、发展他的“自然能力”。当他们真正做了他们所爱做的,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也就成了一个“幸福之人”。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池莉也确实让她的人物在各自的人生追求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在金钱和爱情这两个属于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的幸福的徽记的人生领域,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各自的成功。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挣得了一份可观的产业,而且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生的爱情;孤儿小丁不但在商场上成为巨富,而且在情场上也喜得知音;康伟业虽然在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感情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也经历过包括他的婚姻在内的几度爱情的甜蜜。凡此种种,正是通过肯定这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业和爱情方面所获得的成功,池莉充分地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的世俗生活,以及人们对于世俗的生活幸福的积极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气,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与那种在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的时代就高张反物质的大旗,在人生的欲望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时代就开始抑制人生的欲望的作品相比,池莉的这些作品确实更具现实意义。
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然都是一些活生生的感性存在,既然他们都要凭借一定的时代条件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因而他们也就不能不受自身的存在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他们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这种获取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已经获得的个人幸福发挥到极端状态。这也就是池莉的这些作品为何始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到达一种极乐境界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所给予她笔下的人物的又始终是一种有限制的或受制约的“相对的幸福”。这种限制或制约的因素,在她的这些作品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例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与女博士生宜欣的最后分手,主要是因为宜欣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这其中当然也有某种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总之是因为对象的原因使主人公的幸福受到限制和制约,不能发展到极致,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自己的情人林珠的爱情关系的破裂,大体也是如此。其二是自身的限制和制约。例如《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在即将下海经商之时,本来存在着一种新的发展前景和可能性,只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足和过于书生气的原因,才导致吃亏上当。事实上,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也都是因为主人公自身存在着某种局限才会在他身上发生作用。其三是某种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例如陆武桥就是因为有众多的家庭成员退休或下岗在家而背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无法把他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到极致,使他真正成为众多家庭成员心目中的救世英雄。康伟业则是因为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史上曾经受惠于妻子段莉娜的家庭,才无法挣脱段莉娜的控制与林珠自由结合。包括王建国在与港商交往中的上当受骗,也与社会历史情况的复杂不无关系。除了这些方面的因素之外,也有如《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主要地不是因为自身和外在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是通过自我对人生道路的反省和思考,才幡然省悟,在事业和爱情的峰巅激流勇退,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进入人生的化境。无论何种情况,这些描写都表明,“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语),因此,人也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他的环境和对象(包括他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和制约,将他的人生追求发挥到极端状态。因此,人在现实世界中所能得到的,也就永远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幸福”。池莉的近作真实地描写了人在现实中的这种存在状态,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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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营造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到近期创作营造在升腾与坠落之间的人生模式,这其间虽然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无疑也有许多发展和变化。就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属于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的一些基本方面而言,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更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甘于承担和忍受生活的重压与矛盾,《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知足能忍,随遇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得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八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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