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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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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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论具有与前代变革理论明显不同的性质。他针对的是那些“已成”、“久定”，即占统治地位的、不可逾越的思想规范。这些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文以载道”等文学创作原则的依据，也是古代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大变”，就是要经过理性审察，否定其中“心察而弗许”的部分，进而提出了更具叛逆性的目标：“文心古无”！要按照新的创作宗旨（“文心”含义之一），表现古人所没有的思想感情（“文心” 含义之二）。“文心古无” 四个字，清楚地表明了“大变”论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时代特性。
当然，无论“文心古无”，还是文学“大变”，都还不是龚自珍所能完全实现和完成的。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内容，都有许多“古无”的因素，却也带着“古代最后”的印记。与“文心古无” 并列的，就是“文体寄于古”。在艺术形式体制方面，他还只能甚至“乐”于借用经过千余年艺术实践已十分精致的“规矩”。经历了多年的挫折（“呜呼颠矣，既有年矣”）和孤独的探索（“一创一蹶，众不怜矣”），他清楚而悲哀地意识到“予命弗丁其时”，因此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大变忽开，请俟天矣！” 然而这恰恰说明了“大变”论的启蒙性和开创性，这是一个属于未来时代的命题。
如果我们的目光随着历史延伸，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时代意义。龚自珍逝世五十多年后，“大变忽开” 的时代如他所期望的到来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显然是“大变”论的发展。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乃至孔学荀学都被“心察而弗许”，遭到猛烈抨击。“古无” 的新事物、新思想涌入文学作品。甚至“文学界革命论” 的局限也一样。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纲领是：“以新意境、新语句入古风格”——“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因此，尽管龚自珍的文学“大变” 论没有充分展开，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但确已被证明是对文学转型时期发展规律的一种概略意识和预见。它不仅是一种创作主张，而且是一种理论创见。
冲破“礼义”束缚的“尊情说”
在《文体箴》中，龚自珍没有具体说明他“心察而弗许”和“文心古无”的内容，而他的一系列著作则表明，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治、哲学理论，例如与“天地之久定位”相对的“众人造天地论”，也包括一些根本性的文学创作原则。“尊情说”就是针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传统诗学基本理论的。
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5](P41)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尊情说” 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5](P232)他由锄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个突破现实的和传统的思想束缚的过程。
“尊情”首先是对现实中思想专制的反抗。他从戒诗，到破戒，而至“戒诗以后诗还富”[5](P646)的转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抑郁地诉说戒诗的原因：“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5](P488)什么是“古来难明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中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与江居士笺》又说：“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则叱矣，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则谇矣，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乎？”显然，所谓“难明言”，就是在举国醉梦承平之世揭露民生凋敝、忧愤社会衰败的“大忧”“大患”之言。欲言吞声，是因为“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5](P467)。在“避席畏闻文字狱”[5](P471)的氛围中，“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所以他愤激地讥讽：“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5](P482)。然而，他终于不再“守默守雌”、“锄情”戒诗，反而破戒为诗，甚至命名其诗集为《破戒草》。并且进一步提出，要把“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5](P166)因此，“尊情”，首先就是敢于冲破专制统治和思想压制，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
从“宥情”到“尊情”，又是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论“心审”而且“弗许”后提出的。他在《宥情》一文中，设置如何看待感情“其于哀乐也，沉沉然”的问题，以乙、丙、丁、戊四人的回答代表四种观点。其中乙的回答就本于“存天理灭人欲”论：“‘情，阴气而有欲者也。’圣人不然，清明而强毅，无畔援，无歆羡，以其旦阳之气，上达于天。阴气有欲，岂美谈哉？”丙则据佛家言反驳说：“西方圣人，不以情为鄙夷”。丁认为乙和丙都没有区别“哀乐之正” 与不正，“是以不如析言之”。戊却“概而诃之”，理由是佛学主张“纯想即飞，纯情即坠”，一切皆空，所以“不得言情”。当时龚自珍无论对“此方圣人”还是“西方圣人”的说法，都未置可否，只是表示自己无法抑制“阴气沉沉而来袭心”，“姑自宥也”。而到《长短言自序》提出“尊情说”时，他就突出针对上述“乙” 的理论说：“予岂不自知？——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明知这一套是正统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创作要求，他却明确表示：“情孰为尊？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曰：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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