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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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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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乎礼义”[16]，只是反对“牵合矫强”的统一。生活在古代与近代之交的龚自珍，则更明显地感受到开始觉醒的“人” 的“情”和“礼义”、“天理”的对立，而不仅仅是真与假的区别。他的“尊情”，包含着近代精神解放的意识，也包含着创作自由论的萌芽。
“道从史出”的“尊史尊心”论
“尊史”不仅是龚自珍的史学观，而且也是其文学观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六经、诸子都是史之大宗、小宗。这个观点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相近，但有更深的意义。他降低了儒家六经的始祖地位，认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同时提高了道家、农家、杂家，乃至术数、方技、小说家等等的地位，以为与儒家同属史之宗派。所以他讥评“称为儒者流则喜，称为群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圣，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5](P21)
同样，他把诗、文也归入史。“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意，本群史之支流。”[5](P9)庄周、墨翟、孟轲、公孙龙、苟况、屈原，这些作家虽“圣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国，择言不同师，择行不同志，择名不同急，择悲不同感”，但于史亦“可谓有人也”。[5](P9)这并非将文学与史学著作混同。他同时指出：“又诗者，讽刺恢怪，连＠⑨杂揉，旁寄高吟，未可为典正。”[5](P9)文学，尤其是诗，具有主观想象、寄托等特征，不能象史那样视为“典正”。所以他又说“诗与史，合有说焉，分有说焉”[5](P207)。虽然他意识到文学的艺术特征，却仍强调“史外无文”，主要是强调文学家的历史责任，把一切语言文字都看作史官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其支流，是从不同方面和以不同形式纪录或反映历史真实。因此“尊史”也就包括了尊文。
但龚自珍之“尊史”更有其特殊意义：“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正是在《尊史》中，他提出了“尊心论”。
“心何如而尊？”一方面，要“善入”。“何者善入？”就是要深入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之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另一方面，“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各种社会现象“皆有联事焉”，因此应该进行总体审视，作出评判，“如优人在堂下，号ｔáｏ＠⑩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这段论述，实际已经涉及创作中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创作者必须深入社会人生，熟悉各种现象，才能真实地纪录历史，“不善入者，非实录”；同时又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形成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这一“善入善出”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不过这还只是做到“尊心” 的条件，龚自珍更强调的，是“尊心”本身，特别是主体的“自尊”：
是故欲为史者，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呓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
这段话中的“史之别子” 就包括了文学。“尊心”，就是尊重自己在深入考察和总体审视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的认识，坚持忠实反映和揭示历史真实；尊重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评判和感情，坚持史家或作家的独立人格。也即《古史钩沉论四》所说：“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决不在“王者”、“公卿”、“贵戚” 面前“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
他更进一层，提出了“道从史出”论：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大出入。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我征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聘，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
前人及当时人所谓“道统”、“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道”，都是指孔孟乃至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家“圣贤”之道，文学的使命只是“载”“明” 这些“已成”、“久定” 的“道” 和“理”。龚自珍则认为，真正的“道”，存在于历史中，只有“自尊其心”，自己从历史中去发现“大道”。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5](P7)。他举出老聃为证，也暗含“道”未必尽在儒家之意。“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5](P506)“道力战万籁，微茫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5](P485)“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显然是他对“道统”论“心审”、而且在某些方面“心察而弗许”后得出的结论，从而在“载道说”藩篱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文学家发现和表现新的“道”、新的思想开辟了通道。他本身的创作也说明了这一点。
“史外无文”、“自尊其心”、“道从史出”，这一“尊史”文学论，与“尊情说”相通相辅，从揭示历史真实和抒发真实感情两个方面要求突破传统创作原则，构成文学“大变” 论的具体内容。
变革文体的“三言”写作论
与“尊情”、“尊史”的基本观点相应，在写作理论上，龚自珍主张“不得已而言”、“吾言如治疾”、“毕所欲言而去”。
他在《述思古子议》中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使之言，茫茫然不知将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
他所谓“不得已而言”，是因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5](P34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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