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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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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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学应该是客观环境冲击心灵的产物，是“积思”、“多愤”即郁积到不能不发的真实思想和强烈感情的表露（注：《与江居士笺》：“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龚自珍全集》P345。），是“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怒若潮”涌的“幽光狂慧”和“经济文章”[5](P445)。所以他自题其诗曰：“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5](P470)批评时人承乾嘉遗风，“为是升平多暇日，争将余事管春愁。诸侯颇为春愁死，从此寰中不豪矣。”[5](P500)
他在《凉燠》中又说：
或问：子之言胡数凉而数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凉之；凉疾至，燠之。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针对社会弊病的治疾之言。所以他批评考据文“考证琐碎，绝无关系，文笔亦拙，无动人处”[5](P429)；反对“时文家无题有文之陋法”，表示“我则异是，无题即无文”[5](P434)。更愤慨揭露统治者为达到“民听一，国事便”，设法“箝塞天下之游士”，“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也”[5](P118)。不仅文章应该是针砭时弊、关系社会的有题之文，诗也“莫作人间清议看”[5](P442)。诗文创作都应有鲜明的现实性。
他又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说：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后有文章家，强尊为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计岂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孕人语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语言变为文章。其业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淆为若干家，厘为总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臾人舆者，又必有舁之者，曾曾云ｒéｎｇ＠(11)，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何也。
这番话，显然针对当时的桐城派而发。龚自珍并未完全否定桐城派作家。他赠姚ｎàｉ＠(12)弟子李宗传的诗《投李观察》即云：“清时数人望，依旧在桐城。肃穆真儒气，沉雄壮岁名。” 他反对的是把前人的“已然之迹” 当作僵死的模式、戒律，搞出一套“文章术”，所谓“义法”、“文统”云云。他主张畅所欲言，达意即止，这就是“毕所欲言而去”。“雅俗同一源，盍向源头讨？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孔一以贯之，不一待如何？实悟实证后，无道亦无魔。”[5](P487)清代自康熙至乾隆，都提倡“清真雅正”，桐城派力持语言“雅洁”。他则认为雅俗同源，六经亦多俗语，已开后来黄遵宪“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17](P40)的先声。他反对设定界限，倡言形式“不一”，论诗也主张“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5](P504)。文章只要随表现的事理情感而跌宕起伏，就天然佳妙，不必死守法式，也不会因此就堕入魔障，此即“无道亦无魔”。这些表明，虽然他说“文体寄于古”，但在语言、文体上也要求变化，反对固定的模式和规范的限制。
梁启超在谈到龚自珍时，也曾指出，其“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词所掩，意不豁达。”[3]“引其绪”三字，很准确的说明了龚自珍思想，包括他文学思想的表现特点。这既是他局限之所在，也正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的确，龚自珍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观点，都只是开始萌芽；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他“心察而弗许”的“大原”也只能点到，或用“迂言”、“诞言” 的方式批评，显得闪烁朦胧。但是，他不再是站在某一派的立场上批评当时或以往的另一些派别，也不斤斤于枝节末屑的救弊补偏，而是针对“本原之中又有本原”，要“从本原更张”[5](P479)。因此，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绪”，正是由他“引”出的。他的包含反传统精神和开创意义的文学思想，也成为近代文论的开端。正因为此，“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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