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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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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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ｃｈǎｎ＠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当年8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又：《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
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又获白鹿”。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东巡狩。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
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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