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疑不决的选择——《2003年中篇小说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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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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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在市场化的时代，由于市场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长篇小说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宠爱，这个文体的优先地位日见其隆。而中篇小说则是一个惨淡经营、相对边缘的文体。这个文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艺术上掺不了太多的假，它的容量或篇幅也决定作家必须认真对待它的结构和叙事。否则小说尚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因此，艺术性在中篇小说中相对来说是较为持久的。这一点在2003年中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但要准确地概括出这一年中篇小说的特征仍然是困难的，这里只能拨草寻蛇或勉强地谈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 边缘生活的顽强表达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生活被展示得最为充分。这一现象不
仅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相关，与传统的农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地位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境遇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于是对农村或农民的诗意、神圣想象就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思想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但是，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再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入的时候，这一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
二、 历史故事的重新书写
历史永远是小说家感兴趣的领域。历史不能重现，但小说家对历史叙述的好
奇的心理以及想象历史的冒险愿望，决定了他们一次次地重返过去。这些重写也好、戏仿也好，都是一个解构或重构历史的过程。在中国，历史叙事是相当重要的。小说的“史传传统”即便在今天也深入人心。就像人们宁愿相信《三国演义》是历史而《三国志》不是历史一样。在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特别是大众文化中的历史叙事，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正是在大众文化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才得以呈现并确立。但历史本来就是叙事的一种，叙事就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再叙事才成为可能。叶广芩的《广岛故事》、凡一平的《投降》、陈昌平的《汉奸》、董立勃的《风吹草低》、朱秀海的《出征夜》、刘连枢的《半个月亮掉下来》、严歌苓的《拖鞋大队》、麦家的《刀尖行走道》等，从慈喜太后到抗日战争，从军垦兵团到文化大革命，从异国他乡到军机解密，作家对历史的艺术想象力在这里得到有力的确证。当然这是虚构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作家的个人记忆，有的仅仅是一道历史的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将尘封的过去作为奇观来重新展示，也不是怀有倒置历史的勃勃野心和价值判断，而在虚构的历史中着意挖掘和表现历史的劫难、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无力无助、身不由己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人性出其不意或偶然的举措和选择，体现出的恰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这种叙述，和过去我们一再放大的历史叙述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现实境域的从容表达
尽管在知识界一再讨论社会形态的转变或断裂，讨论精神处境的恶化或危机，但这些不免夸大其辞的描述表面上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兑现，人们对生活仍然兴致盎然乐此不疲。但这种已经没有诗意和浪漫的生活，已经没有成群结队既定目标的精神处境，恰如千座高原上离散的羊群，虽然前景广阔但却方位迷茫。每个人内心的波动和不安，是可以意会的。因此，探寻个人在社会变动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仍然是一个持久的当代性主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聚散离合、情男痴女等，日常生活作为我们面对的生活常态已经不能超越。如何处理看似波澜不惊的情感和事件，构成了对作家艺术想象力的真正挑战。轰轰烈烈的事件容易得心应手，平淡生活中的心理演变却难以艺术化。但在这方面作家却表现出了顽强的努力。方方的《水随天去》、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徐坤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昔日重来》、杨少衡的《秘书长》、叶舟的《浑身都是DNA》、张殿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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