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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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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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 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 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 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 、《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 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人格的升华的根本 原因。
二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 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 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这些政治事件， 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接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 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 实，因而内心十分痛苦，十分矛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专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 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现实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 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 。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由此他的人生道 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 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 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许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 耀眼的光彩。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国民党军队会尽 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逐渐认清原来国民 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 着急，兴趣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 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 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人民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劳苦大众身上的“刚性” ，感受到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尽力量，思想上受到极大鼓舞。此时，他才觉得自己 是真正“发现了人民”，“接近了人民”。
抗战后期，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反思和批判原先崇奉的国家主义 ，认为那完全是不切实际，想通过提倡国家主义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无异于“缘 木求鱼”。他之所以能够有此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更多的是实际的教育，真正 接近了人民，也因为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理论。他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后曾 十分激动地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前途渐渐有信心了。”[10]抗战胜 利前夜，闻一多即毅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实际政治斗争。 1943年，他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该盟中央委员与云南支部委员，并与著名学者、 战士李公朴一道创办《自由论坛》，参与编辑《民主周刊》，很快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和 号召力的著名的民主斗士。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昆明爆发了大规模民主运动 。闻一多所在的西南联大首当其冲。闻一多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地走在最前面。国民党军 警特务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残酷镇压，打死学生4人，许多师生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流血事件。这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给闻一多很大刺激和影响。他在《一二·一 运动始末记》中悲愤地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 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 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而为四烈士写的挽词更为十分醒目，“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惧之!”表明了他为争民主自由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之所以能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力量的源泉即来自人民。这时的闻一 多已清楚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简言之，即他从原先崇奉的以国家为 本位的国家主义彻底转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一切从人民的立场出发，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考虑。1945年5月，他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人民的世 纪》，副标题就标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显然，这是针对当 时国民党政府极力鼓吹的“国家至上”的口号而提出的。闻一多在文章中说：“假如国 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 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又说：“国家并不等于人民”，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 因此，“国家至上”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至上。这说明，此时的闻一多已经弄清楚了“ 国”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 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 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样捧是不怀好 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好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如果 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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