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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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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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推上去两次，分别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这两次抽取肋间积水 的记载，原因是6月份鲁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无法记日记。从情理和事实上说，这两 次抽液治疗应该是进行过的(日期可能比报告提到的要晚，大约在6月下旬)。做这种推 测，重要依据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邀约了美国肺病专家邓恩(DUNN)医师 到鲁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由许广平介绍病情，茅盾翻译 ，在座的还有一个多月前从陕北到达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邓恩医师用听诊器 对鲁迅胸部进行听诊，还用手指作了细致的叩诊，前后“足足听了二十分钟”(参阅茅 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册325—327页)。他认为鲁迅病情复杂凶险，指出鲁迅肋 膜间已有积水，判定鲁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着结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议对病人实行 抽取肋间积水以消炎退热的治疗方案。事后，须藤医生也来到鲁迅家中，却不同意邓恩 医师的诊断，认为“肋膜里并无积水”(见周建人《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 二，到6月15日，鲁迅在上海福民医院拍摄了胸部X光片，其结果竟与邓恩医师的诊断非 常相近，证实年青时起鲁迅就两度患肺结核，还有肋膜炎和中度积水等。在这种情况下 ，6月下半月须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逻辑的。
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 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 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 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 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 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 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 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 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 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 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 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 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共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 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 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 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 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 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 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 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
……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 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 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 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300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 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 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 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 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 )；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 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 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 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 )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 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 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 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 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1934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 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 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1949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 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 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 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 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 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 杂志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 ，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 话：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 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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