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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18
,鲁迅也曾对此提出批评(注: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版。),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经学大家俞樾治训诂之学。十四五岁时,读“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注:章大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汤志钧编:《音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1页。)。孙、章于1902年订交,两人当年曾讨论过均田赋税等问题。章氏说中国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优于欧美各国,“合于社会主义”(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孙氏后来经常说他的民生主义有三代井田之遗意,显然是受章氏的影响。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唤起民族思想,拯救我们的祖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虽然章氏早年曾有《订孔》等文章,对儒学及孔子有所非难,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读经,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文中说:“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参见汤志钧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8页、第634页。)。孙、章两人在辛亥革命后,虽因政见的不同而时有龃龉,但孙对章的学问还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孙先生旅京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这与章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提倡恢复一切国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与章的“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一致的。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不是书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文化问题的专著,但他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东西文化论争作出回应。他接受了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味褒扬的观点。这是从民族主义革命事业的实际出发,而对当时出现的欧化主义的矫正。
  孙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经历。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说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巳穷求其一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生当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sū@①,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21岁前又曾“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并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页。)
  从孙中山的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受西式教育,且“所学多博杂不纯”。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他经常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中国古代圣贤,说“中国有一个正统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页。)早年曾说其革命的目的是“复三代之规”。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说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1917年7月21日,他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他的行易知难学说是继承孔、孟的思想,“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注: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学说“因袭”了中国的“固有思想”。这是他国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孙中山虽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恋旧,注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封建伦理三纲之一的君臣主义。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在内,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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