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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22
时,由于湘军长时间的围困,天京早已出现粮荒,就连天王洪秀全在病逝前也仅以野草团(称作“甜露”)充饥。然而,令清方大惑不解的是,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从城中搜出大量粮米。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就此解释说:“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读史至此,令人嘘唏不已。导致太平天国晚期吏治腐败、军心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实行多妻制无疑对为官者私欲的急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着重考察了为官者的婚姻状况及其相关情形。关于后期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洪仁gān@⑧曾在一篇劝谕清军弃暗投明的檄文中有所表述,内称“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俱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固团圆以相乐,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注:《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第738页。)这一段话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与事实颇有出入。以驻守平湖的庥天安陈玉书部为例,“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须禀明庥天安,其下则不能也”(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既然连卑官尚且不能娶妻,士兵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士兵们不但不能娶妻,还依旧在两性关系上受到严刑峻法的制约,时人笔记中便有不少关于作奸犯科者被枭首示众的记载。但是,与前期不同的是,强暴民女事件屡禁不止。平湖驻军中一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士兵曾就此不无夸张地说:“我们长毛中都是毛呼呼的,见了妇女,总要打水泡,那管他〔她〕死活,即死了,弃诸旷野,或埋诸土中,投诸流水,谁为伸冤?”(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口吻令人瞠目结舌。有些太平军甚至从事掳绑、贩卖妇女的勾当。1862年1月中旬,参加攻打杭州的苏州驻军取道乌镇返师,驻防该镇的莱天福何信义为防止士兵上岸扰民,“麾旌不许入镇,于所过船只,逐细搜缉”,“幸吴长毛(指乌镇军帅吴诚溥,引者按)颇知痛恤民瘼,将舟中所获少女,一一查察”;动手掳人的士兵一经被指认出,“亟行正法”,并逐一问明被掳者的都图籍贯,“凡属投诚之地,尽行解缚释放,一时男女得返原籍者四五百人”。(注: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59-160页。)但是,并非所有遭绑架的女子都能够逢凶化吉。据沈梓《避寇日记》记载,1861年11月27日,“长毛掳两处妇人至新(指新塍镇,引者按),皆面目端好者,为枪船人买去,计卖廿四元”。沈梓经询问后得知,这些女子原本都是大家闺秀,“家去杭城十八里,逃在乡下为所掳”。(注: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92页。)区区新塍镇的色情业之所以颇具规模,拥有妓船二百余艘,与枪船不择手段地补充娼妓来源有很大关系。被太平军倒卖给枪船的女子人数不详,但据“计卖廿四元”一句分析,其售价十分低廉。
  后期太平军的军纪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与其人员构成所发生的变化不无关联。以活跃于江浙战场的各主力部队为例,开国将士仅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1860年经略苏杭地区以来的新入伍者。据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显示,在记有年龄、籍贯、入营时间与地点的370人当中,没有一人参加过金田起义或隶属两广籍,75%以上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间参军,内以安徽、苏南等地人居多。(注: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6-405页。按:开国将士腐化、颓废的现象在后期虽已比较严重,但他们毕竟构成了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其整体素质要优于后入营者。如英王陈玉成便颇受部下的爱戴,咸称其“生平有三样好处”,即“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06页。)这些新入营者主要由倒戈或被俘的清军、各式各样的游民等组成,桀骜不驯,散漫成性,强暴民女之类的事件大多系他们所为;而一些统兵将领又疏于改造军队的工作,对部下约束不力,甚至本身就以身试法,遂导致军纪松弛,局面失控。李圭被掳后,随太平军向丹阳、金坛一线推进,沿途对此有所观察。据他描述,“妇女貌陋者亦多死。美者至沿路逼淫,力拒惨死者十之六七;或带至贼馆充‘贞人’,少违意,使众贼轮奸,至惫极而后杀之。穷凶极恶,无所不至。”那么,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都是哪些人干的呢?李圭接着写道:“但如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资得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李圭还补充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也不敢言也。”(注:李圭:《思痛记》卷上,《太平天国》第4册,第480-481页。)李圭称清军为“官军”,视太平军为“贼”,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然而,尽管带有这种鲜明的倾向性,李圭依然依据事实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认为太平军中进行奸淫掳掠的以倒戈、投降的清军和地痞流氓居多,两广开国将士反而给人以慈祥和善的感觉,并认为清军的惨毒程度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种结论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除了人员构成的因素外,地域的变化也对太平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记载,苏州守军中的一名老兄弟曾对众人说:“我自起兵身历数省,富人之窖藏他处实多,惟宫室器用子女玉帛之类,则苏州为各省冠。谚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道杭尚不如苏,今与汝等得享天福,当慎守之。”作者就此慨叹道:“故世谓发逆之亡,亡于苏州,盖恋恋于此,即怀安之一念足以败之矣。噫!夫差以来,前车几覆矣。”(注:潘锺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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