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
|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22 |
|
，桂芳私数月矣。时酷暑，桂芳醉卧，妇迎凉院中，陆（一老兄弟，引者按）因与通”，结果险些酿成内讧。（注：李圭：《思痛记》卷下，《太平天国》第4册，第487-488页。）
相比之下，情节更为严重的是嫖娼狎妓现象。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下，娼妓活动在太平天国实际控制区一直比较沉寂，特别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几乎见不到娼妓的踪影。但是，在太平天国控制不力的江南乡村却是另一番情景。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枪船武装的操纵下，妓船与赌场、戏棚等几乎是互为一体，色情生意异常繁盛。另一方面，时局的持续动荡，社会救济活动的严重滞后，也使得逼良为娼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而军纪松弛、吏治腐败现象的滋蔓与卖淫嫖娼活动的猖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以浙江秀水县新塍镇为例，1861年秋，该镇白龙潭东侧停泊着五六百只来自湖州的逃难船，“日久粮罄，妇女皆上岸行乞，视之皆良家子也”，难民们“秕糖不继，流离万状，哭泣不敢出声”。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仅咫尺之遥，“白龙潭停妓船二百余艘，琉璃窗，锦绣帐，箫管声细细，餍饫粱肉，长毛、富商出入其中，千金一掷。其上则二里桥花鼓戏场，锣鼓喧天，声闻数里，喝雉呼卢，昼夜不辍。”（注：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88-89页。按：枪船是由江南豪绅、痞棍所纠集的一种地方武装，其船啸集水面，枪炮俱备，故名。正是由于枪船势力的坐大，新塍镇的妓船才得以无视相关法令，以一种公开化甚至半合法化的方式存在。换句话说，妓船的存亡主要取决于枪船的兴衰，而太平天国对待枪船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剿到抚、从抚到剿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妓船的状况也随之起伏不定。例如，1861年夏，太平军突袭隶属湖州的归安县新市，枪船闻风逃遁，平静后又卷土重来，“市肆无恙，赌博、妓船复集”（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1年后，太平军大举围剿枪船武装，遭受重创的枪匪势穷力竭，所经营的妓船也随之一蹶不振，但也有例外。元和县周庄镇的枪船头领费秀元在接受招抚后，派手下枪船数十只开至吴江县同里镇，“大开博场，昼夜演剧”，且有“妓船数十号蚁聚”。由于太平军此次围剿不波及周庄费氏，因此，枪船在同里镇的生意更加红火，到1862年秋冬，除“赌博数十次”、“鸦片烟灯遍地”外，妓船也扩充到了百余只，甚或“赁屋居停”（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上、下，《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06页）。又，吸鸦片、赌博、演戏同为太平天国所明令禁止。）能够逍遥于这种色情场所、动辄一掷千金的“长毛”，无疑都是太平军中一些大权在握的人。例如，总理苏福省民政在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新塍镇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遂纵情声色，事后“赏优伶一百元，又为妓女品兰赎身从良费五百元，共用千元”（注：沈梓：《避寇日记》卷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52页。按：熊万荃系清朝降官，任职期间因密谋内应而引起忠王怀疑，后被调守平湖、乍浦一线，不久叛降李鸿章，赏知府职，改名建勋。），堪称名副其实的一掷千金。
随着酒色逐渐成为官场交接应酬时的一道风景，权色交易也应运而生。例如，浙江海宁县花溪镇乡官朱芸泉为了升迁，居然向坐镇该县的会王蔡元隆进行性贿赂，特意送来两名女子侍奉后者。蔡元隆查询后，得知二女一系有夫之妇，另一许姓少女则是书香门第出身，均属被胁迫而来，便赠送路费打发其回家，并将朱芸泉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注：冯氏：《花溪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第6册，第712页。按：蔡元隆系忠王李秀成之婿，湖南岳州人，时年约25岁，后于1864年2月在海宁率部降清，改名蔡元吉，官授通判，所部编为元字八营，协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攻打湖州。）
朱芸泉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正因为在官本位的背景下，是否当官和官职大小直接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靠在一起，包括能否娶妻和娶妻多少，所以，为了牟取特权，人们对升迁趋之若骛，导致私门请谒、买官卖官之风在太平天国官场日益弥漫，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奖惩制度日趋混乱。早在总理朝政之初，干王洪仁ｇāｎ＠⑧便觉察出这一苗头，为大小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的现象而痛心疾首，质问“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正告“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试图整顿铨选制度。（注：洪仁ｇāｎ＠⑧：《立法制喧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4-95页。）但事与愿违，此时的洪秀全专注于宗教事务，无心亲理政事，对群臣驾驭不力，立政无章，滥施爵赏，遂使局面无法收拾。由于封王太滥，太平天国最终竟然封出了2700多个王，结果既助长了朝中的贪渎之风，同时又因赏罚不公、苦乐不均而导致人心离散，致使事权不一、各争雄长的现象愈演愈烈，从而为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败亡埋下了伏笔。
所前所述，杨秀清当初在解释取消家庭生活的缘由时曾经强调：“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虽不能身体力行，但其对国与家、公与私之间利害冲突的隐忧却绝非是杞人忧天。后期，随着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虽有不少太平军将士抱定与天国共存亡的信念，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但地方大员率部倒戈的事件也层见迭出，内以1863年末纳王郜永宽等8名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将苏州拱手献给李鸿章事件震动最大，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纳王等人之所以叛降，其动机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并对清军的承诺信以为真。（注：参见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又如，就在都城天京危在旦夕之际，一些贪婪昏庸的王爵仍然对个人的利益锱铢必较，不懂得覆巢无完卵这一简单的道理。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加入网摘：365Key
| 新浪ViVi
| 和讯网摘
| 天极网摘
| POCO网摘 |百度网摘| 文章录入：小蝶 责任编辑：小蝶 |
|
上一篇文章： 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
下一篇文章： 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 |
|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