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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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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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借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这种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确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所以，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迅速传播。就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还有一本《社会学》问世。与此同时，不少报刊经常出现介绍和研究社会学的论文。1906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堂要设立社会学的课程，190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设立了社会课程，聘请一位美国教授讲授。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章太炎的学生康心孚被聘为北大社会学教授，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清华学堂在1917年也设立了社会学课程。个别的留学生如朱友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颇有见地。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陶孟和，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霍布浩斯和韦斯托马克，著有《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生活》，归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头人。到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其发源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
2.哲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早已包含了哲学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哲学研究门类。哲学真正作为近代的新型学科，起源于清末民初。这是西方哲学逐步传入的结果。据现在所掌握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始于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将欧洲哲学翻译为理学。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同样将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此后的三百余年间，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把西方哲学译为“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智学”等，但理学最为流行。最早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国志·学术志》里，讲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分类时，使用了“哲学”一词。[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学”一词。1899年6月出版的《清议报》第23期，报道了梁启超在东京参加日本哲学会的消息，梁还在会上介绍了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泰西哲学”的情况。后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哲学”一词的使用就习以为常了。到1905年前后，许多中文报刊都较多地采用“哲学”这一术语了。
“哲学”一词，本为日本人西周助所创。1870年，他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哲学时指出：“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哲学是“诸学之上学”。[15]（第4卷，P145）由于这个概括比较合理，迅速为日本学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国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也受到了影响，把“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很快为社会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学看作传播自由、民权的有害之学，在1903年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公然删掉了哲学这门课程，禁止在大学堂开设。为此，王国维著文反对，指出哲学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宣布“哲学非有害之学”。[16]（第3卷，P47）与此同时，王国维、蔡元培等努力钻研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早在1899年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注意研究德国哲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1902年翻译了日本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同时译有《哲学小辞典》。1903年后，他陆续写出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等论著。他深深为哲学的深奥所吸引，称哲学为“伟大之形而上学”，又常常为哲学的艰深所困惑，称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3](P38)1905年后，他虽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文学方面，但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奠基之功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较王国维早一两年钻研哲学，自称“丁戊之间(1897-1898)，乃治哲学”。[17]（第1卷，P126）他也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研究有素。他在1901年就发表论文，把哲学视为所有学科的“统合之学”。1903年又写出了专著《哲学要领》，对哲学的源起、定义、总念、类别、方法、系统等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或“太极之学”：
“自科学观之，则哲学者，科学原理之原理也，故为科学之科学，亦谓太极之科学。其所以太极者，有三证焉：一、关于形。形者，自人间之知识比较而得之，而哲学则包举一切之知识也。二、关于质。质者，即万有之现象而归之原质之所表示，然而此原质者，又不过一本质之所表示，哲学者之所以发明此本质者也。三、关于知识之主体。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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