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深州义学学田较多，但多为豪民所攘。他认为，义学散在四境，“虽几于村村有学，实乃连村无识字之民”，于是在任知州时把义学田没收为书院之田，但因遭到反对，大半发还。后经核查，几乎村村有学田数亩十数亩至数十亩不等，以西南、东南、西北三路284村论，约170村有义学学田。表7中的比率B平均为2.21%，较青县之1.38%优胜。有不少村，虽师生人数记录不齐备，但仍可略窥其学塾之大概。如西南路之西安庄，350户，1833人，有义学2所，各有学田35亩，义学之一有生徒10名，另一义学和一乡塾，生徒人数未载。该村有庙11座，2所义学就设在庙内；村有廪生、增生、文生共4人，义学的一名老师就是本村生员。该村的办学条件其实不错。又如窦王家庄，171户，650人，有学田44亩，义学1所，有生徒22名，另有乡塾1所，生徒数未载，即单以义学计，比率B已有3.38%。54户、247人的韩家庄也有学田28.5亩，一所义学有生徒11名，比率B达4.45%。深州村图284村，有义学108所，青县有多少义学田不详，但全县435村义学才1所。深州的比率B高于青县，其中原因之一应与义学多少有关；特别因为义学有学田支持，生徒家庭负担较轻，学龄童子有较大可能入学。19世纪80年代山东有百户左右的一村庄，设有1所乡塾，老师1人，生徒10人。问何以还有许多孩童未能入学，据答是由于家长无力分担老师的薪水——虽老师月薪才3元，膳食须还自理。（注：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Their  Present  and  Future:Medical,Political  and 
Social.Philadelphia  and  London,F.A.Davis,1891,p.77.）穷困肯定是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据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东亭镇515家调查，家有土地50亩以下者平均每家有学生1.08人，50-99亩者有3.48人，百亩以上者4.50人。可见入学率与家境的关系。但深州颇有一些村庄虽有学田，亦未办义学。郭家村35户，有义学田25.88亩，但村图不载有义学。段家左村100户，有学田30.1亩，但无义学。满家湾村有学田27.72亩，亦无义学。等等。这大概就是如吴汝纶所说学田为豪民所攘，未用于办学。
　　从青县、深州两地的比率B看，一百人口中现入学者只一人多或二人多。假定入学生童最低都能达到识字的程度，并且以生童的父祖辈也都曾有同样的比率入学识字计算，则青、深两地人口中的识字者，最多能达到5%-6%。即使只以人口中的男性计算，把5%-6%之数增加1倍，识字者也只有男性人口的10%左右或稍多。对晚清北方农村人口入学和识字的上述比率数，如以50多年以后的国民政府的统计作对照，可知是比较可信的。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1930年度入学儿童占人口比例分别为34‰、37‰、25‰（注：朱汉国、王印焕：《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农村教育滞后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则50多年前为1%-2%，符合事理。有学者认为，
“清代中国……男性人口普遍识字，其中30-45%掌握基础文化。”（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1页。）如以深州、青县两地的入学数字来推测，恐怕大可存疑。
　　　　三
　　户均人口数是研究家庭构成的必要资料，为研究人口者所注意。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并参据何炳棣研究，当时全国户均5.33人，直隶省则较低为4.86人。《青县村图》载27643户，148229人，户均5.36人，高于全省平均数。其12镇之户均人数，在5.12-5.91人之间。各本镇户均人数大多稍高，有至6.69者，亦有3个本镇的户均在5人以下，杜林镇在4人以下，为3.83人。
　　深州三路284村，31141户，160125人，户均5.14人。其中，西南路116村，13876户，70444人，户均5.08人；西北路71村，7677户，40291人，户均5.25人；东南路97村，9588户，49390人，户均5.15人。以下就深州三路每路择50户以下、50-100户、100-200户及200户以上大小类型不同者各2村，以观察户口与户均人口之不同情况（见表8）。
　　　　表8　光绪初年深州三路户均人口情况表 
路别　　　　　村名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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