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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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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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遗风欤。
今朝鲜自壬午之变（注：指1882年7月23日发生于朝鲜汉城之壬午兵变。），不三年而祸乱复萌，辅国大臣多被戕害，邻邦交谪，朝野群疑。欲御外侮，必先修明内政，亟宜下诏求贤，以广登进之路，勿拘资级，勿限门第，勿尚词华，则延揽广而人才出焉。国无以为宝，惟善为宝，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今日当务之亟，莫先于此矣，爰作求贤论以备采择。
二．育才论
荆山之璞，不雕不可以为器；峄阳之桐，不琢不可以为琴。山川钟毓之灵，磅礴郁积数十年而后发，其根茂者其实繁，而培植之玉成之，其功得于父兄者半，得于师友者亦半，故天下无不可学之才。不学之才非才也，无本之学非学也，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乡曲之士，目不睹汉唐以后之书，耳不闻名师益友劝善规过之言，终其身碌碌无所短长，岂造物主之生才有厚薄哉？或限于所生之地，或限于所处之境，或限于所见所闻之偏狭而不广，上之人无以启迪而鼓舞之，人才亦终于寥落而不足以供国家之用。昔宋胡瑗为苏湖教授，设经义斋、治事斋，诸生各有所成就，远近学者翕然从之，称为安定先生。仁宗皇佑四年，以瑗为国子监直讲，瑗居太学，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其四五，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不问可知为瑗弟子也。
今苏州、湖州及各省大都会皆有书院，延请绅士之有乡望者为主讲席，名曰山长，院中别举斋长数人分理其事。如京师之金台书院、苏州之正谊书院、杭州之诂经精舍、上海之龙门书院、天津之问津书院，诸生住院者最多，虽与安定先生之教授不可同日语，而规模、课艺皆有可观。书院之设，实与学校相辅而行者也。但须山长得人，循循善诱，造就人才，其效甚速。小成大成，课功于三五年之间，而学问、文章、经济各有师承，收效在数十年以后，不亦培养人才之一助哉？
朝鲜为礼教之邦，文人学士与中华风气相近，切磋砥砺之益不限于方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特无人导之先路耳。兹拟于朝鲜国都设一大书院，请由中朝简派翰林中博通古今、有体有用之编检官一员为大教习，别选举人、秀才有文学者五六人为分教习，处以宾师之位，不干预朝鲜国政，免滋流弊，似亦卫文公敬教劝学之意。三韩士大夫闻之，当必有欣然乐从者矣。酌拟规条数则，分列于后：
一 拟于汉城建造书院一所，名曰友仁书院，分经义、治事、格致为三斋。每斋约可容生徒百人，愿学经义者，于四书五经、周礼、仪经、尔雅各经中专习一经，或于本经之外兼习一经；愿学治事者，于水利、农田、刑律、兵制及经世文编各书，或专习一事，或专读一书，不得流观泛览，博而不精；愿求格致之学者，先由算学入门，推而至于天文、舆图、海道、制造、轮船、枪炮之法及各国语言文字，皆可循序渐进，各随其才之高下，专力讲求，而诗赋词章之学无裨实用者不与焉。
一 拟请国王咨请礼部，奏请简派翰林中博学能文、通达时务之编检官一员为书院大教习，略仿中国各省山长之例，专司讲席，不得干预地方政事。准由该员随带举人、秀才五六人，分置经义、治事、格致各斋为分教习。国王有所咨访，亦可由政府与大教习随时问答，如该员等有请托公事、在外招摇、行谊不端、士论不洽等情，由国王咨明礼部请旨更换。
一 送院肄业之士，以三百人为定额。由八道观察使挑选聪颖之资、不拘门第、曾读四书五经、粗通文义者，年在十八九岁以上三十岁左右，造册咨送书院。一道以三十人为率，其余六十名或由诸生中援引同志，呈请大教习考试补录，或有乡僻之士好学不倦而不在咨送之列，由大教习随时采访招致院中，以补八道观察使见闻之所不及。
一 大教习、分教习薪水、公费，由中国筹款支给，毋庸由朝鲜津贴。如国王雅意，每年酌送米若干石，亦可不辞，仍不得需索供应，致滋纷扰。在院生徒应给膏火之资，每名每月约给钱五六千文，由朝鲜户部拨款，按月给领，以示体恤。
一 书院规条及应购各种书籍，俟大教习到院后自行拟定。三年以内，诸生有学业精进、经明行修者，可由大教习照会朝鲜礼部，以备录用。如大教习尽心启＠③，为诸生所信服，三年以后由国王咨明礼部，奏请降旨再留三年。如无请留之咨，由礼部仿照各省学政三年更换之例，请旨简放，或数年以后诸生学业有成，无须再由中朝派员，亦由国王咨明礼部奏请停止。
一 书院中春秋二季，由大教习出题考试各一次。应请国王派大臣赴院会同监试，由大教习评定甲乙，前列诸生应请国王酌给奖赏，以昭激劝。
三．恤民论
君以民为本，高以下为基，基不厚则危，本不固则摇，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对鲁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旨哉言乎。周易之义，损下益上谓之损，损上益下谓之益。所谓损下者，掊克聚敛之风，凡有损于民者，皆损也；所谓益下者，轻徭薄赋之政，凡有益于民者，皆益也。
古之循良吏，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召信臣何以称召父，杜诗何以称杜母，惟事事求益于民而已。古之为大臣者，得志则泽加于民，宣上德而通下情，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利何以必兴，弊何以必除，惟事事求益于民而已。古之圣帝明王，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赋税有常经，贡献有常度，岁或不登，则议蠲议缓，民食不足，则有赈有贷。周之成康、汉之文景、唐太宗、宋仁宗之德政，何以足为后世法，亦惟事事求益于民而已。
今闻朝鲜之俗，民有余粮官必取之，官有妄索民必供之。器用之精者，不敢私蓄，畏官之豪夺也；货物之贵者，不敢论价，惟官之强买也。农不尽力于田亩，而国无藏富之农；工不尽力于制造，而国无致富之工；商不尽力于市鬻，而国无殷富之商。民之惰，官之咎也。官黩则民累，累则惰，民惰则贫，贫则弱，贫与弱相因而上下交困。谓民之不知习勤，谓民之不知生聚教训，夫岂民之过哉？欲恤民困，必先正官方。请下一令曰，今而后大臣法小臣廉，正供之外，一丝一粟不许苛派，一器一物不许强取，平卖平买，不许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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