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艺术描写的空间--宗璞的《我是谁？》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所引出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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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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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是修辞效果，其实是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体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被熏陶的韦弥，自然极其依赖于国家、天下的认可，并以此获得价值认定。她把自己比喻为断鸿的大雁和虫子，也证实了现代修辞学的观点：除非我们不说话，只要说话，文化的印痕就在我们的"话"里。我们进一步可以说，除非我们不隐喻，只要隐喻，文化的印痕就在隐喻里。
如果说，我们前面探讨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远传统对于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影响。那么，我们进而要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近传统对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渗透。中国革命传统强调信念，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向党交出一片真心"，"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一切由党来安排"等口号给予他们人生的归依感和稳妥的形态。这样的观念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之后，一旦他们断了与"党"的联系，一旦当"党"不再安排他们的一生的时候，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进而可以说，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申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7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作? 桓鲋斗肿樱撕妥婀翟谝黄鹬猓欠窕褂Ω糜斜鸬亩朗粲谧约旱哪谌菽兀?nbsp;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打破了韦弥们的幻想和精神支撑，但是她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因循着文化革命前的意识形态，当时多元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视角尚未建立。而不同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那些别的独属于作为人的权利和追求，在韦弥那里，或者进而说在隐含的叙述者那里，甚至在宗璞那里，在当时都是没有意识。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也可以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这篇小说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始终聚焦于韦弥，常常是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的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的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章永磷与韦弥所构成的"互文性"
我们愿意认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与《我是谁》中的韦弥，构成一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互文性8。文化身份是人寻找和确认的产物，是自我建构的结果。当然总是在特定的语境（历史时代）中的建构。张贤亮的小说写于1986年，时间上要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更重要的是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
章永磷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思考，而不仅仅是寄托在和党、国家的联系上。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章永璘与黄香久性爱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章永璘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性爱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璘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章永璘的个人体验。9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展示的是什么呢？在章永磷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一个外在风雨的避难所，章永磷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章永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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